十年工艺流程协调
我在大漠戈壁已经工作了18个年头，掐头去尾也有17年整，不算短了，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全都无悔地留在了那个令人魂牵梦萦的神秘地方。其中，论证、设计、起草编制和协调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汇聚在发射场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是我的主要本职工作内容之一，光这一项工作，我从1995年至2005年就整整干了10年，从未间断过。期间，因主笔设计载人航天工程神舟一号首飞任务工艺流程贡献突出，1999年荣立三等功一次；后又因主笔设计载人航天工程神舟五号载人首飞任务工艺流程贡献突出，2003年荣立二等功一次。
所谓载人航天工程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是指用来规定飞船、火箭及有效载荷等航天产品进入发射场参加发射的物流方向或工艺路线、关键的技术状态、主要的工作项目及场所、各系统之间及单个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先后次序、时间安排及质量安全控制关键节点、大系统之间的联合操作、发射区的最后工作项目和发射程序，以及安全可靠性保证措施的技术方案。
测试发射工艺流程一般以文字叙述、流程框图和准计划网络图三种形式来表达。
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是组织指挥发射试验最重要的总体技术方案之一，是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的核心内容，是火箭和飞船发射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阶段，载人航天工程基本型工艺流程的草案框架方案，是在1993年初主要由我的前辈、我国著名的测试发射专家、当时的试验技术部副总师、后来的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徐克俊同志亲自负责设计起草的。到1995年接受工程总体委托和上级机关下达的任务，制定较为详细的基本型工艺流程时，考虑到培养年轻人才的长远工作需要，在征得基地领导同意后，时任发射测试站总师的崔吉俊同志特意把我调派到徐总领导的工艺流程课题组。从此，工艺流程这项工作就成为了我的长期主干业务，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搞起了载人航天工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体技术工作。在徐总等前辈们的提携和指导把关下，我不仅参加了基本型工艺流程的论证研制工作（1999年获得军队科技成果一等奖），后来还负责主笔起草设计和编制协调了从神舟一号直到神舟五号的全部五次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并在神舟六号任务的工艺流程编制协调任务中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句号。在工程七大系统的有力支持配合下，每一次飞行试验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都由工程总体组织七大系统的总设计师系统和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系统专家（简称“两师系统”），在工程大总体协调会上进行会商协调和最终审定，并与飞控要点文件一起，作为工程两大顶层总体技术实施文件，由总装备部批准后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到工程七大系统执行。
〔中间略〕
加之自己本来也有拍摄神六的心愿，顺便也把这心愿了结了吧，而此前想转业，是已经准备放弃拍摄心愿的。我的老首长知道我酷爱摄影并且摄影技术不错，也当众发话了：“先把工作好好干好！这次再给你办个摄影证，一定让你拍好、拍满意，争取多拍出一些好作品来让大家都欣赏欣赏！”——知我者，首长也！
〔中间略〕
在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研制基本型工艺流程的一些基本特点，但主要区别是：后者是在前者所确定的基本框架方案内进行的，并且重点研究解决具体批次试验的技术状态和要求所带来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有可能是基本型工艺流程事先所难以预见的（例如每次任务中产品的具体技术状态不同而导致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的不同等），或者是还没有给出具体解决方案的（例如联合检查的具体技术方案等）。这主要是因为从确定基本型工艺流程之后直到产品研制出来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具体的技术状态尚未最终确定下来，而且还会出现一些较大的技术上的新变化，并由此导致一些新问题甚至重大问题的产生。工程的实际情况也的确是如此。
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并不是基本型工艺流程和产品具体技术流程简单相加的组合过程，而是一个新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和新的工程总体协调过程。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一些具体的技术依据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研制一个应用型工艺流程的技术难度和协调工作量也非常大。在产品研制成功后的初期试验阶段，尤其如此。在产品趋于成熟定型后，应用型工艺流程也随之趋于稳定。此时，应用型工艺流程虽然在大的基本方案上与基本型工艺流程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上往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每一次任务的试验技术状态、试验目的和试验要求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很大差异，因此每一次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中间略〕
有些人，包括试验队和发射场搞具体技术工作的一些同志，以为“工艺流程就是根据各系统规程和细则编制的”。这是不了解情况造成的，所以产生一些误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过从基本型工艺流程至所有应用型工艺流程的全部论证、协调工作，实际上有许多项目是各系统初始技术流程文件所不包含的，而且也不是由他们提出来的。
〔中间略〕
而所有的联合检查项目，都主要是由我根据工程总体对每次任务所规定的总目的、总任务要求，并根据我积累的经验和所掌握的情况，自己创造和设计的，然后再提交工程总体讨论、协调和审定，并且根据每次任务情况的不同，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正是由于自己创造和设计的原因，过去谁都没有做过，加之前3次任务中我还要根据新情况做出一些新的具体设计调整，包括比较大的项目调整和技术状态调整，因此让不少试验队的同志和发射场的同志都感到难以适应，批评指责“我不停地玩新花样”。
在神一和神二任务中曾经出现飞船系统负责具体测试的同志“公开声明反对”等复杂的抵触情况。其中神一和神二任务中，飞船系统在联合检查中都仅仅只做了“静态”模飞，而不是动态模飞跑实际程序。飞船系统的同志主要是担心在联合检查的动态模飞中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安全风险问题，无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共同的立场上看问题，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在确保安全这一根本点上其实大家并没有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具体处理和组织实施方法上，特别是在“要不要做”的问题上。
到了神三任务时，这种“抵抗”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公开强烈抵抗”的程度，甚至公开强烈要求取消联合检查项目，包括基地的一部分同志也持这种观点，相互呼应，以至于第二天马上就要实施的联合检查有可能出现达不到预期检查考核效果甚至就根本“搞不下去”的情况。结合考虑到神一、神二任务中联合检查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工程总体领导立即意识到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感到需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果断解决这一问题。
在神三任务联合检查实施前一天的下午，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同志亲自出面，让秘书用他的专车把我从〔工作地点略〕直接拉到了他下榻的房间内，与工程副总设计师、工程办公室主任和基地最高首长等同志一起，认真详细地听取了我关于联合检查项目方案的设计思想、设计原则、设计方案要点、考核重点和矛盾焦点等问题的汇报分析，之后，王永志总师和工程总体的其他领导都分析认为，我的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工程总体的意图和要求，联合检查项目绝对不能取消，必须组织实施，同时认为飞船系统同志的安全风险顾虑也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
〔中间略〕
于是在工程总体领导层上首先就统一了认识，坚定了必做的信心：“干！”
考虑到时间紧迫，工程总体这几位老总就立即下楼，驱车赶往试验现场，亲自而且集体出面，做飞船系统有关同志的思想认识统一工作，先做飞船系统有关领导同志的工作，再做具体负责同志的工作。这种情况在发射场是非常罕见的。
搞技术工作的同志普遍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无论在技术问题上争吵得如何“脸红脖子粗”，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说话，最多是认识上有不同，利益或承担风险责任上有区分，只要有一方说的是对的，另外一方最终也是会接受的，或者找到相互妥协的合理折衷办法，这个过程或长或短。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系统的同志们都没有例外，因为总的任务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既要确保安全又要确保完成任务，保了安全却完不成任务，那也是不行的。
通过老总们耐心、有效而且高效的做思想工作，讲清楚了问题的关键和技术处理措施，飞船系统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也就很快从思想认识上转过弯来。“思想是挂帅的”，这话一点儿都不掺水分。从思想认识上转过了弯来后，飞船系统的同志们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公开强烈反对和抵抗”的做法，而是迅速转变为全力支持和配合。既然要做了，飞船在模拟逃逸状态下的相应救生模式模飞程序要真的动态模飞起来，那就得竭尽全力消除一切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因素，他们积极开动脑筋，全力以赴地迅速动员组织相关的设计师、指挥和操作测试人员共同分析研究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最终保证了联合检查的如期、安全、顺利实施。他们不愧是一支能够打硬仗的技术队伍！
这是我十年中从事工艺流程编制设计任务中承受压力最大的一次。如果出了不堪设想的重大后果，责任我得第一个挑头去承担，因为方案是我设计的。如果要坐牢，那也是我义无反顾地第一个先进去！
在工作上，我还有一些“舌战群儒”的故事，最有趣的恐怕要数那个国军标评审会了。2000年至2001年我主笔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GJB 4401-2002航天飞行试验测试发射质量控制程序和要求》，最后在烟台召开了评审会，我把那次“评审会”彻头彻尾地变成了“舌战群儒”的“辩论会”，被评审的对象反而“摇身一变”反客为主了！从上午8点开始直到晚上10点多，除去午餐和晚餐各占去一个小时之外，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激烈的辩论交锋之中，除去中立者之外，力量对比大致为1对15！最后立于不败之地的却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后来，国军标办张主任和那些专家们纷纷感慨地对我说；“没有想到你冯振彪竟然这么能辩论，一个人辩那么多人，连续辩论了十几个钟头竟然还头脑清楚、观点不乱！这还是第一次碰到！”
以至于后来，在基地司令部作试处的一些老参谋们里有了一句的口头禅：“要想辩论啊，找冯振彪去！” ——“那家伙太能辩论了！别人都累趴下了他还没有累趴下！真绝！”。
该国军标已于2002年颁布实施，为我国航天飞行试验测试发射领域的质量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规性依据，并且是该领域内的首部国军标。该国军标是用我国40多年来导弹航天事业经验教训、结合国际质量管理标准而制定的实实在在、行之有效的质量法规，对载人航天飞行试验测试发射任务的质量控制工作具有完全的适用性，同时也适用于其它类型导弹、航天发射试验任务。国军标办张引林主任对这部国军标评价很高，认为它是“采用2000版新体系标准后当年度编写质量最好的一部国军标”。
《我与载人航天的故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