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航天与测发工艺

阵地往事

7号技术阵地和2号发射阵地，我永远也难以忘怀。怎么能够忘却那风里来、雨里去的战友情和那些工作、生活、战斗经历呢！

93年和94年，“山中无大老虎，小老虎称大王”——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累掉了十多公斤的“彪肉”！那时，我担任了弹上控制组组长和CZ-2D运载火箭（第二发）的控制系统指挥，指挥着控制系统二十几号精壮人马把火箭测试发射送上天的感觉，其实也是很爽的！——我现在还留着那次任务发射时的录音带，听起来我的指挥口令声音是很清晰、洪亮的！当然，当控制系统指挥员并不是“只喊喊口令”那么轻松，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即便是出现的一些意外“插曲”也统统被我三下五除二全搞定！——还真有一点自鸣得意的“英雄”感觉。仿佛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看来，真是有点可笑！那算得了什么！

后来，又在组里和室里大搞专业技术训练，查资料，写讲义，因陋就简地授课，寻找废旧弹上仪器实物并解剖研究和分析讲解，还正儿八经地组织了好几次严格考试呢，人人都得过关，像模像样的，成效和收获倒还是蛮大的！

紧接着，在1995年3月就参加了921工程测试发射工艺流程课题组，是当年的发射测试站总师（如今的基地副司令员）崔吉俊同志亲自把我调派过去的，直接在技术部总师徐克俊同志领导负责的课题组工作，张道昶同志（我原来的老组长、老指挥）是当时该课题组的具体负责人。而其后续的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前后整整干了十年。期间我卸掉了组长指挥职务，还曾经在发测站作训科干了一年半载有余，头上还戴了一个“副科长”的头衔——完全是为了便于站921工程工作的组织开展和协调管理，头衔实际上是“虚的”的成分居多，工作却是实实在在的和毫不含糊的，实际上是一个站921工程工作大包大揽、名副其实的大参谋！那一段时间真是好累啊，累得我最后大病了一场！我那么好的身体都能被撂倒，可以想象那有多累了。好在领导和同志们评价都还不错，甚至很高，那也就聊以自慰了。

《921工程测试发射工艺流程》（基本型工艺流程）在1999年还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总共9人，鄙人排序第5位，正好在中央位置，这大概是冥冥天意吧，以后我一直是主笔工艺流程的真正核心成员，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在领导的领导之下”。从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的全部五次任务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包括“人－船－箭－地”联合检查项目在内的各大系统之间的联合试验的总体方案、技术状态和工作程序，统统都是我独立设计和起草拟制的（对于各系统内部独立进行的试验项目则采用技术流程汇总编制的办法），每一次变化都很大（尤其是首飞和载人首飞这两次，变化就更大，特别是首飞流程，遇到了产品既要当合练产品又要做飞行产品的技术矛盾问题，这是从来没有遇到到过的新问题，我当时在非常艰难的工作环境条件下，在没有得到授权和任务安排的情况下，彻底推翻了我顶头上司的僵化方案，他不让我做却想自己亲自做，但结果做得很糟糕，从任务大局出发，我自己独立另搞了一套方案，完全把基本型工艺流程大卸八块，然后按照我自己的创新设计思路进行重新编排组合，解决了产品既要顺利合练又要确保安全可靠上天飞行的几个重大关键问题，结果在部里和基地内部我的方案就得到了认可和采纳，上了工程大总体协调会后，又得到了工程总体和七大系统总设计师们的一致赞同和很高评价，首飞流程做得不易啊，一炮打响，从此也奠定和确立了我做工艺流程的应有技术地位。过去我和那位顶头上司干得“水火不相容”，现在我们两个人关系很好），协调难度和工作量也很大，但是每一次我都要把江主席的“与时俱进”理论学以致用，搞点“新名堂、新动作”出来，在相对“稳定”中求发展，从不墨守成规，也不大肯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实际上哪有什么“规矩”啊，全是摸索前进，自己创造和制定新规矩，有好几次搞得好几个大系统都感到有点“吃不消了”，但最后也统统都转化为工程总体所采用的方案了！我的大多数新想法，每一次任务中都最终成为了921工程总体和总装备部的正式行政、技术意志和正式顶层红头文件——每一次看到文件上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的红头大印章，颇有一点“功成名就”的感觉了！——但是今天看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尽管算不了什么，但是还得多说两句话，做一个必要的总结回顾，毕竟这项工作我整整干了十年，也确实算得上是真正的“十年磨一剑”了。

在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阶段，载人航天工程基本型工艺流程的草案框架方案，是在1993年初由我的前辈、我国著名的测试发射专家、当时的发射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后来为转正升为总设计师）徐克俊同志亲自独立设计起草的。到1995年接受工程总体委托和上级机关下达的任务，制定较为详细的基本型工艺流程时，当时崔总特意把我调到徐总领导的工艺流程课题组。从此，工艺流程这项工作一干就是整整十多年，从未间断过。载人航天工程自1999年首飞至2003年载人首飞期间，在徐总的指导把关下，在工程七大系统的有力支持配合下，全部5次飞行试验任务的实际应用型测试发射工艺流程都是由我负责独立设计起草和汇总统编，并由工程总体组织七大系统的总设计师系统和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系统专家（简称“两师系统”），在工程大总体协调会上进行会商协调和最终审定，并与飞控要点文件一起，作为工程两大顶层总体技术实施文件，由总装备部批准后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到工程七大系统执行。

神六任务的测发工艺流程编制任务根据上级的安排本来已经移交给我的同事，我则负责指导把关一下，自己已经做好了转业的准备。〔同事事故、病情与治疗详情略〕

〔同事私人情况略〕，单位特定任务的工作人手一下变紧张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领导挽留并征求我本人意见时，当然需要顾全大局，不能再走了。二话不说，我让老婆先转业回去了，自己则留了下来，接回了属于我同事、属于我、也属于载人航天工程的神六任务工艺流程后续协调会审工作。

加之自己本来也有拍摄神六的心愿，顺便也把这心愿了结了吧，而此前想转业是已经准备放弃拍摄心愿的。而且，我的老首长崔吉俊副司令员也当众发话了：“先把工作好好干好！这次再给你办个摄影证，一定让你拍好、拍满意！”——知我者，首长也！

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的摄影证可不是“想办就能随便办成”的，首先是政审合格，其次是工作或宣传需要，再者是技术水平够格，其他还要参考性地看看“职业职务”、“名气”和“来头大小”，最后还必须要限制名额（“这一刀就砍掉无数”！），等等，还有一大堆烦琐的规定、程序和手续。国内不知有多少摄影师把它“视若至宝”而“望证兴叹”啊！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奖励条件”，一个“摄影狂人”——我“沙漠之箭”还能不“两眼发光”？一下子就被结结实实“套牢了”。首长后来果然说话算数。因为所有主要条件其实我都完全符合，政审没问题，工作也确实需要留资料（有时试验任务中出现质量问题或其它问题时，基地质量控制组这方面一般也会直接派我去拍摄，因为我知道究竟需要拍什么，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拍什么、怎么拍”，而且我也是同时兼质量控制组质量员或成员的身份，我的“身份”还是有几个的，这种拍摄情况下有些人就比较“怕我”了，而不是我“怕”别人或“迁就”别人了，就“钉是钉，铆是铆”了，不容分说和阻拦！这个特殊的时候大概连极少数平时不太懂礼貌的人也不敢再对我大声喊叫“都靠一边去！”这样的粗鲁话了！反过来我倒是可以说，但我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也不需要说，更没有心情说；而且我有时还直接负责撰写质量问题分析总结报告，〔具体任务事故及内部质量工作说明略〕），只有“小半条”不成文的惯例条件稍微勉强一点：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但水平不成问题，甚至比专职的还要高出一筹，至少可以列入兼职之列，因此也算大致符合“惯例”条件。

有了这个摄影证，“冯大记者”、“冯大摄影师”的绰号头衔在神六任务中又被重新冠上了（差不多近年来每次任务都要被冠上几个月），只要我有空佩证提机一到拍摄现场，总是会听到这样开玩笑式的热情打招呼：“喔，冯大记者你又来了！”或“冯大摄影师你又来了！”，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些绰号头衔（我更愿意别人直接喊我“老冯你又来了”——许多熟人也确实是这样打招呼，听起来比较顺耳，我也确实“人老”了嘛，同时资格也算比较老了嘛，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来的，到大漠戈壁已经整整16年了啊），但听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回答通常都是：“哎，来了来了，过奖了，啊，纠正一下，不是大记者是业余小记者，不是大摄影师是资深业余摄影师”——说话时还有意把“资深”和“业余”稍微拖长腔调一些，以示强调。本来就是业余的嘛，不过“资深”还是名副其实的，虽然那完全是自封的。

我有时也在想，也在问：这是不是“冥冥天意”要我留下来多干一年？让我在载人航天本职工作中和在载人航天摄影创作中都再画上一个真正圆满的句号？否则，原先准备拍摄神六发射而购买的一大堆大画幅器材岂不是统统都白买了？天下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阴错阳差、“鬼使神差”和不可琢磨。当然，我们共产党人是只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不应该相信“天意”之类的宿命论的！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儿像官样文章的口气，似乎不像我“沙漠之箭”自己的口气——但是，“沙漠之箭”确实说了！所以，哈哈，请不要说我相信“天意”之类的宿命论。

“沙漠之箭”是我的网名，取意——“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测试发射工艺流程

他妈的，又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继续说工艺流程吧。

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立项直到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十多年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测试发射工艺流程的研制工作，经历了“基本型工艺流程”和“应用型工艺流程”两个阶段。基本型工艺流程所对应的侧重点是工程论证和研制建设阶段，而应用型工艺流程所对应的侧重点是直接试验阶段，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继承性的内在联系，当然，两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之前，我国航天界较少使用“测试发射工艺流程”这一名词和概念。我国过去的导弹、卫星发射试验任务中，测试发射模式较单一，几十年内没有大的变化，一般使用“飞行试验大纲”、“测试发射任务实施计划网络图”、“工作程序”和“发射程序”这些名词和概念来描述相关的事物。而在国外的有关文献资料中往往使用“发射准备的工艺技术方案”、“发射流程”或“发射操作流程”这样一些名词和概念。各种称谓繁多混杂，这些名词概念的内涵和应用范围也各有偏重，在航天学术界也缺乏比较权威的统一说法。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立项和实施过程中，才将“测试发射工艺流程”这一名词正式引入了官方文件中，从工程的实际需要出发，赋予其新的内涵，随后又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最终广为人知，趋于统一认识。

测试发射工艺流程的概念，一般涉及导弹、航天器及其运载器如何进入发射场、进入发射场后如何进行技术准备，即先进行什么检查、装配、测试、对接工作，后进行什么工作，在什么场所、什么时间按什么技术状态完成这些工作，工作相互之间的转换、衔接方法，以及产品如何由技术准备转入发射直接准备，直至实施发射的工作程序，联合操作内容、安全可靠性措施等。有了它，编制组织指挥导弹、航天器测试发射的实施计划网络才有基本依据，新建发射场的规划设计、总体布局和设施设备的建设规模才能确定。

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实践经验，在《发射工程学概论》（徐克俊主编，崔吉俊副主编，我负责其中第5章“发射技术”和第9章“发射场”共两个重要大章的编著任务，并负责全书编辑整理校核统稿绘图等工作，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到北京校对出版清样时，正值非典流行初期，他妈的非典！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那可是我们十名测试发射专家的共同心血啊）一书中，对“测试发射工艺流程”作了如下的定义：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是用来规定导弹、航天器及其运载器等航天产品进入发射场参加发射的物流方向（或工艺路线）、关键的技术状态、主要的工作项目及场所、各系统之间及单个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先后次序、时间安排及质量安全控制关键节点、大系统之间的联合操作、发射区的最后工作项目和发射程序，以及安全可靠性保证措施的技术方案。测试发射工艺流程一般以文字叙述、流程框图和准计划网络图三种形式来表达。

显然，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是组织指挥导弹、航天器及其运载器发射试验最重要的总体技术方案，是新建导弹、航天器发射场总体技术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导弹、航天器发射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是发射工程最先开展的顶层总体设计内容之一。它对发射场系统的总体布局、设施设备的技术方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制约着型号产品及其配套测试发射设备的研制设计工作，最后它还规范着各大系统在发射场的技术准备和发射活动。

研制基本型工艺流程，既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的一个重大工程步骤，是与型号产品研制和发射场规划设计同步进行的，同时也是一个充分体现创造性思维和工程总体论证协调结果的过程，其开拓性的意义和特征非常显著。

在这个阶段中，突出地体现了工艺流程在测试发射系统中的总体技术地位和特征。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考虑的是工艺流程的框架内容在技术上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经济上的代价，充分体现和发挥“三垂”模式和远距离测试发射方式两大技术进步特点的优势，落实工程总体确定的指标，确立中国特色的测试发射技术，以及对型号产品和发射场的统一要求和统一设计，而对于提高发射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始终是设计指导思想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事实上，这部基本型工艺流程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5次飞行试验应用型测试发射工艺流程的最基本的技术依据，或者说是“原型模版”。

这部基本型工艺流程在1999年被评为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时，鉴定委员会在“鉴定意见”中也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型号产品研制完毕、发射场建成之后进行发射试验，要根据基本型工艺流程及发射场的具体情况、每一次发射试验的具体技术状态和要求，来设计和制定应用型工艺流程，以满足发射任务的需要。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前一阶段工作的继续延伸和具体细化、深化，突出强调针对具体批次试验的技术状态和要求，调整和完善基本型工艺流程，使之成为实用的发射试验总体技术方案。通常，每次发射试验都要制定一个具体的应用型工艺流程，作为任务实施的最终直接依据。

在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研制基本型工艺流程的一些基本特点，但主要区别是：后者是在前者所确定的基本框架方案内进行的，并且重点研究解决具体批次试验的技术状态和要求所带来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有可能是基本型工艺流程事先所难以预见的（例如每次任务中产品的具体技术状态不同而导致具体试验项目及要求的不同等），或者是还没有给出具体解决方案的（例如联合检查的具体技术方案等）。这主要是因为从确定基本型工艺流程之后直到产品研制出来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较大的技术上的新变化，并由此导致一些新问题甚至重大问题的产生。工程的实际情况也的确证明是如此。

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并不是基本型工艺流程和产品具体技术流程简单相加的组合过程，而是一个新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和新的工程总体协调过程。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一些具体的技术依据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研制一个应用型工艺流程的技术难度和协调工作量也非常大。在产品研制成功后的初期试验阶段，尤其如此。在产品趋于成熟定型后，应用型工艺流程也随之趋于稳定。此时，应用型工艺流程虽然在大的基本方案上与基本型工艺流程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上往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基本型工艺流程、飞行试验大纲、各系统主要技术状态和技术流程等总体文件，对于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是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的主要技术依据。此外，各系统或分系统的测试细则、操作规程等系统级操作使用文件，对于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比较重要的参考依据，研制应用型工艺流程时需要充分考虑其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安全性等重要因素。

但是，一个基本原则是：各系统或分系统必须服从总体的要求。应用型工艺流程一旦经工程总体协调、审定并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下发后，就作为顶层总体文件之一，对各系统或分系统均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必须遵照执行。若测试细则、操作规程等系统级操作使用文件不符合总体的要求，则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总体所规定的试验要求和试验目的。通常，在应用型工艺流程的研制和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妥善协调解决。如果各分系统都自行其是，抛开总体的要求，则大系统之间就无法协同，就会导致试验任务组织实施的混乱，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差错事故。只有当分系统的产品确实由于实际技术状态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满足总体提出的试验要求时，总体方面才会做出相应的适当调整，或者总体与分系统产品之间做出互动的适当调整。

对于规模庞大、关系复杂的载人航天工程而言，上述特点是应用型工艺流程的主要研制特点。应用型工艺流程研制阶段的体会，概括起来主要是：各大系统之间的一体化设计和协调；工艺流程研制、协调、审定与审批以及最终使用过程中的严肃性、周密性和权威性；而各大系统的工艺流程研制人员骨干队伍的长期稳定和高效合作，也是保证流程研制质量和前后继承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技术复杂，协调面广，各大系统的产品设计研制和本系统的工艺流程是互相关联、同步进行的，而且各大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具体要求，每次的发射目的和技术状态也各有不同，因此必须在总体上进行严密论证和反复协调，针对每次任务都需要研制出一个科学合理、安全可靠性高、效率高和方便实用的应用型工艺流程，来统一规范各大系统在发射场的测试发射工作，为发射任务的实施提供直接依据。这就决定了应用型工艺流程的研制必须采用一体化设计和协调的方式。这是在总装备部司令部和工程总体直接组织领导下，由发射场系统牵头、各大系统参与而共同实施完成的。

从1999年至2003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连续组织实施了5次大型飞行试验任务。期间，对于每一次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工程总体都高度重视，都组织了大总体协调会，对流程的每一个具体环节都进行周密的协调和审定，遇到有分歧之处就反复协调直至达成共识，保证了流程的正确性和完善性；在协调、审定之后，又以总装备部的红头文件形式直接审批、下发至工程七大系统，要求遵照执行，确立和维护了流程的权威性。

由于每一次任务的试验技术状态、试验目的和试验要求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很大差异，因此每一次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例如，1999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第一次飞行试验暨第二次发射场合练。在这次具有双重性质的任务中，我通过具体分析飞行试验与合练任务在技术要求、试验项目、工作程序上的异同点，在测发工艺流程中采用了“合练任务视同正式飞行试验任务，两种性质的任务按照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处理，两种类型的试验、合练项目按照合理的逻辑关系和工作顺序分阶段模块化穿插编排，整体组合优化”等措施和方法，正确妥善地解决了运载火箭和飞船等上天产品既参加合练、又参加飞行试验并且还必须保证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诸多重大技术矛盾和难题，最终结果是合练任务和飞行试验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具体做法上，是以科学和灵活的大胆创新方式，将基本型工艺流程做模块化分解后再运用到应用型工艺流程的研制工作中，在加强电性能重复测试措施、力图使上天产品可靠性增长的同时，避免了上天产品按照基本型工艺流程“重复走两遍”的机械做法，从而将总装对接和整流罩开、扣罩次数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大幅度减少了上天产品电气接口、机械接口和测试技术状态的频繁变动，保持了各种状态的相对稳定，使状态变化合理有序并且符合测试项目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客观实际需要。

在这次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中，还通过交替间隔安排飞船不同类型推进剂的加注和停放观察、泄漏检测，有效地提高了飞船加注过程的安全性，缩短了其它各大系统在主线上等待的时间，妥善处理了飞船推进剂加注与停放观察周期与电测有效期的突出矛盾，比基本型工艺流程有了重大改进。此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又例如，从“神舟二号”任务开始，直至“神舟五号”任务，进一步加强了总体协调的力度，应用型工艺流程重点解决和逐步实现了“（人－）船－箭－地”联合检查从“飞船静态接口检查、火箭动态模飞”向“船、箭联合动态模飞”的转变，有效地检查到了“（人－）船－箭－地”大系统之间的工作协调性和匹配性，特别是与逃逸救生有关的系统间工作匹配关系。

正是由于正确合理地安排了联合检查，使得在“神舟二号”任务中有效地暴露了“船箭分离压力触点开关误信号故障”在设计和操作工艺上的重大技术质量隐患问题（成败型致命故障）；在“神舟五号”任务中有效地暴露了“按下手动船箭分离开关导致火箭故检系统和飞船系统部分计算机字采样和传输误码问题”在信号线路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此外，在确保可靠的前提下，对发射区工艺流程进行了改进、精简和优化设计，特别是取消了撤收脐带塔工作平台的传统发射演练项目，同时又保证了射前检查的完整性。这一举措充分体现和发挥了“三垂”模式的优越性，有效缩短了发射准备周期，提高了发射区的工作效率和测试检查的有效性，避免了发射区不必要的船箭地接口技术状态变化。这对于提高船箭的发射可靠性和适应冬季低温发射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神舟四号”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中，还妥善处理了航天员系统工作对于流程的关联影响，有意识地使之向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工艺流程进行平稳过渡和衔接，为制定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工艺流程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

在“神舟五号”任务的应用型工艺流程中，则重点协调解决了与航天员直接有关的“人－船－箭－地”联合检查的项目、方案、技术状态和工作程序的具体安排问题，对各系统都有关联影响的射前航天员进舱时间的重大调整问题，以及发射程序中飞船系统和火箭系统工作项目和次序的重大结构性调整问题。

其中，首先，在“三组正式航天员必须参加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联合检查”的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始终坚持不让步，而对其它分歧问题则采取了在北京和发射场两地试验项目合理分流和优化安排的灵活方法予以解决，先后五易其稿，最终拿出了一个让各方普遍接受的流程方案，妥善地协调解决了各种分歧问题，这既保证了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联合检查的充分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又保证了产品技术状态在联合检查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有序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航天员安全和产品质量得到考核验证，并且免受不良影响。

其次，通过合理优化的流程安排，还进一步减轻了航天员系统和飞船系统在发射场的工作负担，特别是航天员两次空运进场的时间、间隔和工作项目安排更加合理，方便了试验工作计划安排，大幅度提高了试验工作效率。

再者，与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一起研究确定了射前航天员进舱时间（为射前3小时，最晚为射前2小时45分钟，预留15分钟机动准备时间）和相关的一系列复杂工作程序安排问题，为工程总体的最后决策提供了准确严密和高度可信的技术依据。

最后，为了解决因射前航天员进舱时间调整而对整个射前8小时程序所带来的重大影响问题，果断地对射前8小时至射前3小时的发射程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飞船和火箭各自功能检查加电时段错开，使系统间工作衔接界面更加清晰和协调，减少了相互“掣肘”和牵连影响的矛盾环节，避免了发射程序的严重“忙乱”，有力地保证了神舟五号发射任务的规范顺畅和圆满成功。

基本上，在工艺流程规定的范围内，各大系统本系统的测试工作是可以按照本系统制定的技术流程实施，而大系统之间的联合操作测试项目，包括〔具体检查项目数量略〕乃至转运、加注和发射等一系列联合操作测试项目，则主要由我负责设计制定相应的方案、操作测试项目、技术状态和工作程序。

有些人，包括试验队和发射场搞具体技术工作的一些同志，以为“工艺流程就是根据各系统规程和细则编制的”。这是不了解情况造成的，所以产生一些误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过从基本型工艺流程至所有应用型工艺流程的全部论证、协调工作，有许多项目是各系统初始技术流程文件所不包含的，这些项目也不是由他们提出来的。

譬如，基本型工艺流程中只规定了技术区要做“人船箭地联合检查”，但是，具体究竟做几次？每次分别重点检查考核什么内容？检查考核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具体怎么做？各系统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技术状态？具体工作程序怎么安排？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都没有做过明确和具体规定。更不要说各大系统和分系统的规程和细则了，过去都是没有这方面任何内容的。

而所有的联合检查项目，都是我根据工程总体对每次任务所规定的总目的、总任务要求，并根据我积累的经验和所掌握的情况，几乎是“凭空”创造和设计的，并且根据每次任务情况的不同，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正是由于“凭空”创造和设计的原因，过去谁都没有做过，加之前3次任务中我还要根据新情况做出一些新的具体设计调整，包括比较大的项目调整和技术状态调整，因此让不少试验队的同志和发射场的同志都感到难以适应，批评指责“我不停地玩新花样”。

在神一和神二任务中曾经出现飞船系统负责具体测试的同志“公开声明反对”和“暗地里实际抵抗（公开抵抗不能做）”的复杂情况。〔具体任务测试执行状态略〕飞船系统的同志主要是担心在联合检查的动态模飞中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安全风险问题，无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共同的立场上看问题，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在确保安全这一根本点上其实大家并没有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具体处理和组织实施方法上，特别是在“要不要做”的问题上。

到了神三任务时，这种“抵抗”愈演愈烈，终于发展到“公开强烈抵抗”的程度，甚至公开强烈要求取消联合检查项目，包括基地的一部分同志也持这种观点，相互呼应，以至于第二天马上就要实施的联合检查有可能出现达不到预期检查考核效果甚至就根本“搞不下去”的情况。结合考虑到神一、神二任务中联合检查项目的实际“执行”情况，工程总体领导立即意识到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感到需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果断解决这一问题。

在神三任务联合检查实施前一天的下午，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同志亲自出面，让秘书用他的专车把我从9008测发楼直接拉到了他下榻的房间内，与工程副总设计师、工程办公室主任和基地最高首长等同志一起，认真详细地听取了我关于联合检查项目方案的设计思想、设计原则、设计方案要点、考核重点和矛盾焦点等问题的汇报分析，之后，王永志总师和工程总体的其他领导都分析认为，我的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工程总体的意图和要求，联合检查项目绝对不能取消，必须组织实施，同时认为飞船系统同志的安全风险顾虑也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具体指令时序、介质操作及安全退出条件略〕虽然问题复杂而且严峻，但是，我们都认为：只要采用相应措施后，有把握规避风险危害发生，能够确保飞船安全，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于是在工程总体领导层上首先就统一了认识，坚定了必做的信心：“干！”

考虑到时间紧迫，工程总体这几位老总就立即下楼，驱车赶往试验现场，亲自而且集体出面，做飞船系统有关同志的思想认识统一工作，先做飞船系统有关领导同志的工作，再做具体负责同志的工作。这种情况在发射场是非常罕见的。

技术工作中的体会

搞技术工作的同志普遍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无论在技术问题上争吵得如何“脸红脖子粗”，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说话，最多是认识上有不同，利益或承担风险责任上有区分，只要有一方说的是对的，另外一方最终也是会接受的，或者找到相互妥协的合理折衷办法，这个过程或长或短。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系统的同志们都没有例外，因为总的任务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既要确保安全又要确保完成任务，保了安全却完不成任务，那也是不行的。

通过老总们耐心、有效而且高效的做思想工作，讲清楚了问题的关键和技术处理措施，飞船系统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也就很快从思想认识上转过弯来。“思想是挂帅的”，这话一点儿都不掺水分。从思想认识上转过了弯来后，飞船系统的同志们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公开强烈反对和抵抗”的做法，而是迅速转变为全力支持和配合。〔相关具体测试组织与处理措施略〕他们不愧是一支能够打硬仗的技术队伍！

这是我十年中从事工艺流程编制设计任务中承受压力最大的一次。我当时已经考虑了最坏的结果：如果万一出了不堪设想的重大后果，责任我就第一个挑头去承担，因为方案是我设计的；如果要坐牢，那也是我义无反顾地第一个先进去！

另外，还有一次是顶着的压力最大，具体情况就不多说了，那是在神舟二号任务中制定应急处置工艺流程，高层首长们的想法不少，有的一会儿要求这样搞，有的一会儿又要求那样搞，从我的认识角度和技术角度来看，不能说他们讲的没有道理，但是大多数都不算太合理或妥当，我基本上都反对，大大小小首长们都是很不小的官，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写了一份很简短的只有两、三页的技术报告，把应该做项目、不该做项目的利弊关系都讲清楚了，徐克俊总师看过后也完全赞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徐总就把报告直接递交上去了，两位高层首长看过后，冷静地一想，也都明白我们的意思和想法了，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转而同意我们的意见了。最后做应急处置工艺流程时，在具体项目上我并没有按照其他人的意思这样或那样搞，而是按照我和徐总已经考虑成熟的既定思路和方案搞，必须做的项目，即使再辛苦、再累，也不管有来自何方的反对声音，那也坚持在流程中照样安排要做，没有半点讨价还价余地；而不该做和不必做的项目，不管哪一方想做，也坚决在流程中不安排做，绝对不开口子。最后结果还是很好、很满意的。

在工作上，我还有许多比较“经典”的“舌战群儒”的故事，最“经典”的恐怕要数那个国军标评审会了。2000年至2001年我主笔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GJB 4401-2002航天飞行试验测试发射质量控制程序和要求》，最后在烟台召开了评审会，我把那次“评审会”彻头彻尾地变成了“舌战群儒”的“辩论会”！被评审的对象反而“摇身一变”反客为主了！哈哈哈哈！从上午8点开始直到晚上10点多，除去午餐和晚餐各占去一个小时之外，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激烈的辩论交锋之中，除去中立者之外，力量对比是1对15！最后战果是1胜15！不仅把其他专家统统都辩倒了，而且把主审官也彻底辩倒了！这在国军标评审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国军标办主任张引林同志和那些专家们纷纷感慨地对我说；“没有想到你冯振彪竟然这么能辩论，一个人辩那么多人，连续辩论了十几个钟头竟然还头脑清楚、观点不乱！喳，这还是第一次碰到！要是其他人啊不出一两个钟头就早乱了，就不知道该说啥了，唉，真拿你没办法！佩服佩服！”

以至于后来，在基地司令部作试处的老参谋们里有了一句“著名”的口头禅：“要想辩论啊，找冯振彪去！” ——“那家伙太能辩论了！别人都累趴下了他还没有累趴下！真他妈的绝！”。

该国军标已于2002年颁布实施，为我国航天飞行试验测试发射领域的质量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规性依据，并且是该领域内的首部国军标。该国军标是用我国40多年来导弹航天事业经验教训、结合国际质量管理标准而制定的实实在在、行之有效的质量法规，对载人航天飞行试验测试发射任务的质量控制工作具有完全的适用性，同时也适用于其它类型导弹、航天发射试验任务。国军标办主任张引林同志对这部国军标评价很高，认为它是“采用2000版新体系标准后当年度编写质量最好的一部国军标”。

过去做过的工作还有很多，授课，著书立说，教材、成果、论文一大堆，甚至还跑到国家级的航天论坛上去发表一通高见，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大谈特谈和预测判断一些新生事物，这里懒得一一罗列。但是，所有这一切，与我前两年所提出的“冯氏魔术师摘帽方案的惊天镇海一剑（别称“精灵魔法利剑”）”、“空天机船”等稀奇古怪的名堂相比较（连名称都比较稀奇古怪，不合“技术呆子们”通常喜欢的规矩形式），以往过去的那些成绩统统只能算个“小鸟”而不是“大鸟”！军队一等奖成果又有什么好稀奇的，某些方面确实非常很好，但是总体上还是要比美国落后——当然，技术进步还是实实在在的，是应该高度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