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故乡与姓名

三、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身世

〔出生日期略〕，我降生到了这个难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的世界上。

天生我才必有用也。这三十八年来的后二十年中的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故乡

我出生的地方叫做浙江省嘉善县，是江南的鱼米之乡。至于具体的出生地是嘉善的魏塘镇、西塘镇还是姚庄镇，连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弄明白，以前好像也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反正一句话：出生在地球上的中国嘉善。不过，下一次我见到父母亲大人的时候，我可以认真地问一下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是清楚的。

魏塘镇、西塘镇和姚庄镇，这三个地方都与我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

其中，魏塘镇和西塘镇都是江南名镇，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少著名的文人墨客官员，然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故乡自古至今以来，投笔从戎，深入导弹航天领域重地，在军事战略与军事技术理论上劈空挥出“惊天镇海一剑”者，我，冯振彪，毫无疑问是第一人。当然，“自古”两字其实是不必提的，古代只有土火药火箭，是没有导弹的。

而姚庄镇是一个普通小乡镇，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是从这里的学堂里走出来的，平生所学的第一堂课、所写的第一句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一句话将伴随我的一生，直到将来某一天我去见马克思时也是不会忘记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过去，林彪说这同一句话时，内心是虚伪的，因为他想篡党夺权；但是今天，我冯振彪说这一句话时，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受，因为我没有任何的个人功利性目的掺杂其中。这就是我与林彪最本质的区别之处。当然，一分为二地讲，林彪的军事才干是毋庸置疑的，我也是很欣赏的。

虽然毛泽东主席的尘世凡身肉体只有83岁，但是我始终坚信毛泽东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是不朽的、是万岁的！

这也符合我自己的悖论辩证法。悖而不悖。

即使在我最为看重的自己的一项军事战略与军事技术综合研究课题中，我也坚定不移地把毛泽东主席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视为军事战略上争夺主动权的最高境界！并视为技术选择与发展方向的最高指南！

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毫不动摇的！

都比较喜欢使用“最高”这个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大概是我和林彪之间非常巧合的相似之处。原因非常简单，目光所指，皆在最高处，他盯着的是最高的权力宝座，我盯着的是最高的战略与技术研究层次（“战略与技术”和“战略战术”不完全是一回事，有很大差别，前者不仅包含了后者，而且前者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远远高于后者）。

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最终没有能够坐上最高的权力宝座，但是已经坐上第二最高的权力宝座；我最终没有能够亲自去实现我的最高的战略与技术，但是我已经把我的最高的战略与技术研究成果搞出来了。

下面继续讲我的身世。

我父亲冯连富是魏塘镇人，出生于穷苦平民之家，用我们共产党人的话来说是“根正苗红”，名字连富，但是不富很穷，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得解放，我父亲也由一个穷人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与过去穷日子相比那当然算是过上了“富” 日子。我父亲是一个普通职员，为人善良耿直，人缘极好，我奶奶是绍兴人，非常勤劳朴素和蔼，爷爷大概是魏塘镇人，过世得早，小时候见面少，印象不深，感觉也是很和蔼的。我耿直的脾气大概是我父亲遗传给我的，非常很好，我喜欢这样的脾气。但是，我好像没有父亲那样随和，当然我也比较随和，只是程度上不如我父亲更随和。

我母亲王景濂是西塘镇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共产党来了，“打倒一切土豪劣绅”时顺便把开明绅士之家也一起打倒了，反正都带一个“绅”字，管你是“劣绅”还是“明绅”，只要见了“绅”就统统都打倒，我母亲就从富贵之家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家境就真的很“濂”了。外公曾经是西塘镇上有名的开明绅士，颇有名望和人缘，居住在西塘镇〔家族旧居具体位置略〕，学识丰富，很高的个头，大概在一米八以上，我听外公自己说年轻时爱好体育，曾经当过中长跑和跳高运动员，民国时期还参加过运动会比赛，除了爱抽烟，而且爱喝几盅绍兴黄酒，经常美其名曰“一道热线从喉咙里一直挂到肚子里，非常舒服！”外婆当然也非常和蔼，就是比较爱唠叨，缠过足，走路很慢，出门柱一根拐杖，小心翼翼的，我还有两个漂亮的阿姨和一个一表人才的小娘舅。

解放后的土改时期，〔家族具体地产与租收情况略〕，因此不肯低头哈腰请客送礼，结果划成份时有人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打成“地主”了，而其他拥有十几亩地的绅士却可以被划为“富农”，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据说我外公当时非常硬气，被打成“地主”后仍然拒不承认自己是“地主”，还多次去找政府理论，家里人劝他不要去，但劝都劝不住，俗话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结果更糟糕：抄家！看来我们共产党队伍里确有一些野蛮的“兔崽子”在“执行”党的政策时胡乱搞一通，损害了党的正确形象，也害苦了不少人家。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是那些“兔崽子”胡乱划成份，我母亲又怎么可能会“下嫁”和“高攀”上我父亲呢？我又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看来我还真的应该感谢那些“兔崽子”瞎折腾乱划成份。这大千世界就是这样阴错阳差，无巧不成书啊。我外公被打成“地主”后，日子就很难过了，〔家族具体地产房产经历略〕，他说：“把人家都撵出去，让人家住到大街上去啊？都是几十年老邻居了，算了吧，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帽子摘掉了，就可以了，其它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要来做啥！”〔邻里具体房产事项略〕看到我外公竟如此大度，都非常感恩戴德。我外公朋友很多，西塘镇上早期的中学校长大概是他的故交，土改时看他被打成“地主”后日子实在难以过下去了，后来就想方设法疏通关系请他去当了一名体育教师，这样也算是政府宽大为怀、给了一条生路，以便我外公“接受改造”、自食其力并发挥特长、为人民服务了，从此日子才勉强能够艰难维持，但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一家六口全靠外公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养活，所以那时我外公一直想把三个女儿尽快嫁出去，以减少家里吃饭的人口，减轻负担啊。但是，解放后的“地主”家要嫁姑娘是谈何容易啊。

解放后这所谓的“地主”之家至少有三十年之久日子很不好过，直到外公最小的独子即我的娘舅接班也当了教师并且后来成为令人尊敬的名气挺大的优秀数学教师后，家境才算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外公是一个非常豁达、开朗和通情达理的老人，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外公因为如此不公遭遇而骂过共产党一句坏话，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外公亲口提起过被打成“地主”这件往事（外公极其忌讳“地主”这两个字）。我倒是曾经听外公说过几次带有浓厚文革宣传口号气息的这样的话：“你们要记住，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作主人，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那是永远都不会有错的，永远都是正确的！”。

我曾经听过外公在喝了几盅绍兴老酒后所做的最客观公正的“长篇”评论是：“国民党社会和共产党社会，两个社会我都是经历过来的，平心而论，共产党比起国民党来确实还是要好得多嘞！国民党有晨光（方言，“晨光”即“时候”的意思）是明目张胆的乱搞、瞎搞，什么发金元券啊，纯粹是搜刮老百姓民脂民膏，不得人心，顶糟糕的是解放前的晨光，通货膨胀，拼命乱印钞票，钞票越印越多，多得发边（“发边”即“漫无边际”的意思），老百姓手里钞票倒是蛮多的，一麻袋一麻袋的，买东西都是扛着几麻袋几麻袋钞票过去，有晨光扛都扛不动，太重了，只好几个人一起用力抬过去，有晨光几个人抬都抬不动，就只好去弄个三个轮子的黄包车拉过去，或者弄个两个轮子的手推车推过去，钞票多的根本数不清，就只好用磅秤来称重量，哈哈，用磅秤来称钞票，听过吗？但是钞票再多也不值铜钱，倒是一只好麻袋反而比麻袋里的钞票还稍微值铜钱一点，破麻袋当然也一样不值铜钱了，一麻袋里头的钞票顶多买两、三只烧饼，有晨光是一、两只烧饼，有晨光甚至连一只烧饼都买不来，顶多买半只烧饼！想想看，一个人一顿饭顶少也得吃一只烧饼吧，否则不是要饿死掉的啊？！半只烧饼叫老百姓哪侬（“怎么”的意思）吃法啊？一家人家总有几个人吧，全家几个人一道去吃半只烧饼，哪嘎（“怎么”的意思）吃法啊？所以，国民党要是不垮台，那是天理难容！共产党呢，有晨光也有点搞过头了，搞过一些冤假错案，我自己也吃过一些苦头，但是共产党毕竟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有晨光顶多是好心办成了坏事，出发点从来都是好的，而且共产党好就好在不管啥个情况总归会放你一条活路，所以老百姓总归还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归根结底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国际上还是蛮有地位的，侬看看，现在还有几个外国人敢随便欺负中国人！中国人是站起来了，走路腰杆子也是挺直起来的，是扬眉吐气的！旧社会，中国人有啥地位啊？上海滩十里洋场全部都是外国人的天下，全部都是外国人说了算，外国人开着小包车（小汽车）到处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撞死人都不管，再看看中国人呢，都在替外国人做事体，到处都是洋奴才、狗奴才！说到狗，有的地方甚至还竖一块木头牌子，上头写几个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看一看，看一看，跟狗一样，气煞侬！中国人还有啥地位？！叫中国人还哪嘎过臬甲（“臬甲”即“日子”的意思）？！所以，还是毛主席共产党最英明伟大，把国民党、蒋介石和外国人统统都彻底打倒！统统都打翻在地上！我们的浙江老乡蒋介石比起毛主席来还是不来事的！比都没有办法比！奉化我以前已经去过了，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到湖南韶山毛主席的老家去看一看……侬看一看，现在钞票多少值铜钱，一张‘大团结’钞票（注：那时的10元钱人民币大钞票）过臬甲过个十来天半个月问题不大，现在买个普通烧饼只要2、3分钱，就算是喷香的葱油烧饼也顶多5分钱，油条、豆腐浆也只要几分钱，一顿早饭1角钱就可以吃得蛮不错了，老百姓人人都买得起，永远也饿不死！所以还是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有本事啊！”我外公的这段评论非常精彩，逻辑性也非常强，而且是亲身体会、现身说法、对比强烈，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过目不忘，听过不忘，而且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比较清楚。虽然那时毛主席已经逝世有好几年了，但是我外公对于毛主席仍然是非常崇敬和崇拜。我现在也在想啊，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改造能力真是了不起啊，能够把一个当年被错打成“地主”、受过冤屈的人，教育改造到同我们共产党人几乎相同认识水平的境界，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政治思想教育的巨大成功啊！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按照当年的党的政策，当年我外公本来就不应该被错打成为“地主”，完全是我们共产党队伍里的极少数人瞎整所导致的。

看起来，我们家很像一个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大家庭。确切地说：就是！共产党把原来的一切都改变了，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设了一个新世界。

我母亲是三姊妹中的老大，也是第一个嫁出去的。我母亲年轻时的漂亮在西塘镇上都是有名的，据说那时有不少青年干部想提亲，但都畏惧我外公家的“地主”成份，最后都只好悄悄作罢。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把“家庭成份”看得很重，怕弄不好会影响自己的“大好革命前程”啊。等到有媒人给我父亲和母亲提亲说合时，我父亲并不在乎什么成份问题，我母亲大概看我父亲也很不错，善良正直，才貌双全，还有不错的职业（当时是魏塘镇解放后第五批经过国家挑选培训的银行职员之一），于是就成亲了。

家里橱柜上有父母亲的几张婚纱照，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父亲很年轻英俊潇洒。我推测父亲大概只在结婚时穿过一次西装，从我有记忆开始起，我父亲就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最好的服装大概就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和一件呢子大衣，但也很少看见他穿，平时非常勤俭持家。这一个优点我好像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我只是继承了父亲不穿西装的习惯，却没有继承父亲节俭的优点。

我这个人要么不买东西，一买东西总要把老婆吓一大跳！老婆最怕我到北京出差，因为我一到北京出差就有可能要购买照相器材，而且我购买起照相器材来，每次一出手动辄就是〔购置器材具体金额略〕，总是大手大脚、超常购买，〔家庭积蓄情况略〕！要是我父亲一旦知道这种事情，不气得长吁短叹、大骂我是“败家子”才怪呢！我记得2000年初探家时我只带着一套尼康相机回去，想给父母兄弟照一张全家福，结果父亲看到了，就问“花了多少钱啊？”我回答说“不贵，机身加镜头就花了〔购置器材具体金额略〕吧。”我父亲一听就不高兴了，开始教训我：“〔购置器材具体金额略〕还不贵啊？！你是百万富翁啊？你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啊？你是不是脑子热昏了？你年纪也介大了怎么一点也拎不清啊？你怎么不考虑考虑今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以后怎么办啊？照相机嘛买一个也不是不可以，两三百块买一个就够用了，一样都是拍照片，要买这么贵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以前不是已经买过几台照相机了吗？怎么又买了一个啊？一个还不够啊？怎么一个、两个、三个不停地买啊？你是不是想把商店里的照相机统统都买回来啊？照相机能当饭吃吗？以后不要再买了，省点钱吧！……”父亲把我好一顿心平气和的教训啊，而且是三番两次地反复耐心劝导，甚至到我临行归队前还不忘再劝导叮嘱一番！为了不惹父亲再次不高兴，我每一次都只好硬着头皮“嗯嗯，噢噢”地应承着。结果呢，我看着小日本的尼康相机就是左右不顺眼，最后还是又买了一大堆极其昂贵的德国、瑞士的名牌精品4×5英寸大画幅相机，这最后连续几下“大手笔”和“大跃进”，〔购置器材具体金额略〕买到顶了！〔家庭财务与私人事项略〕唉，与父辈比，我真是太惭愧啊！不过，这也是个性使然，也怪不得我自己啊，对于最感兴趣的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业余爱好，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最好，做到顶！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是时间、精力、体力还是经济代价，甚至生命冒险代价，除非是做不到或没有机会实在没有办法。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吧，我父母亲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支援农村经济建设，从魏塘镇搬到了姚庄镇，我父亲到姚庄镇后，根据工作需要就去了供销社综合商店工作，当了一名小负责人，而母亲则到了供销社的竹木材部工作，工作都很稳定。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前后，母亲和父亲才先后返回县城。县城就是魏塘镇，因为魏塘镇是中心大镇，所以嘉善县在过去经常是以魏塘镇来代称。当然，如果我父亲当时要是留在魏塘镇不下去的话，那家庭境遇肯定会比后来要好不少，但那时贫苦人家孩子都是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对党都是无限感恩和忠诚，所以党有什么号召，都是义不容辞、积极响应。

姚庄镇与其说是镇，不如说乡更加准确一些，那时真正的名称叫“姚庄人民公社”。镇上其实就只有沿河的两条并行的小街道，周围就都是广阔无边的水稻田了。主要交通工具除了魏塘镇－姚庄镇－西塘镇“三点一线”的每日一班客运轮船之外，其它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哥哥出生后，基本上是一直在魏塘镇由爷爷和奶奶养大的。有时也带回姚庄住上一段日子。

我出生后，就基本上一直在父母身边，但也经常带到西塘镇外公家，时间或长或短地逗留，主要由我三阿姨照看。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还专门把她的三妹即我的三阿姨请到姚庄来，带了我整整两年多时间。这有两个大好处，一是我父母亲工作很忙，可以减轻带孩子的负担，工作上减少分心；二是也替我外公家减轻了负担，减少了一个吃饭的人口。三阿姨我一般都叫她“小姨妈”或者“小阿姨”，而二阿姨则叫为“大姨妈”或“大阿姨”，以大、小之分来区分两位阿姨。二阿姨出嫁很晚，好像是我上初中那会儿她才出嫁的。

三阿姨叫王建英，对我非常好，非常痛心的是〔亲属病情略〕，很年轻的就不幸去世了，〔亲属私人情况略〕。〔亲属病危、临终及家庭对话略〕我听到这里，当时就心头紧缩，鼻子一酸眼眶就红了，眼泪再也止不住夺眶而出！……内疚啊，遗憾哪，我怎么没有能够去送终啊，我怎么对得起小阿姨啊！时至今日，我已经38岁了，但是我只要想起那一幕的情景，我仍然忍不住要落泪。我出生后没多大，她就过来照顾了我整整两年多啊，后来还经常照顾我，带我去玩……实际上，小阿姨早已经把我看成是她自己的孩子了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这件事情，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小阿姨，今生今世我永远都怀念您……

我的弟弟小我六岁，他的幼年经历是我们三兄弟中最曲折伤感的一个。因为我父母工作实在太忙，据说我又是那么的“调皮淘气”（我果真是那样吗？），带我一个人有时都感到很费力，爷爷奶奶的地方已经带了一个哥哥，外公外婆家境太困难，加上我还经常过去添点麻烦，后来父母亲就只好忍痛把三弟送到嘉兴桐乡的一户厚道农民家中寄养，每月寄生活费过去，大概直到三弟3岁多的时候，父母亲才去把他接了回来。接三弟的那一次，父母亲也顺便把我带上了，并带着一大堆很重的礼物去。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三弟被喊出来后，就看见他上身光着膀子，下面穿着开档裤，光着脚，站在里面的第二道门槛后的泥地上，陌生地仰头望着父母亲，奶娘好几次让三弟叫“爸爸、妈妈”，我三弟困惑地摇了摇头，就是不叫，然后扭身就很快跑掉了，我父母亲似乎都感到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好像是住了俩天；最后分别时，奶娘伤心地哭啊抽泣啊，很长时间紧紧搂着三弟不愿意放手啊，三弟也搂着奶娘好像也是很不愿意走啊，奶娘的家人无论怎么劝，似乎都不起什么作用，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办法；最后是奶娘的丈夫和奶娘的大弟相互低声嘀咕了几句，然后奶娘的大弟又跟我父亲耳语了几句，于是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我先出了奶娘家的大门，还没有走几步路，就听到屋里奶娘的哭声突然“哇——！”地大了一声，我本能地扭头往回一看，只见：奶娘的大弟已经用双臂紧紧地把三弟抱在怀里，刚跨出门槛，急急忙忙向我们跑过来，并连声催促“快走快走！”，而奶娘的丈夫正用双臂抱住奶娘，死活不让她出门。我父母亲也回头看了一眼，没敢再多看，拉起我的手就小步快跑起来，奶娘大弟抱着三弟跑得最快，超到了我们的前头，边跑边给我们带路。我听到身后传来了奶娘放声嚎啕凄厉大哭的声音和敲门板的声音，而三弟听到了奶娘的哭声后也跟着嚎啕大哭起来，那情景非常伤感。那种伤感情景，我小时候是没法理解的，只有到了长大成人后才能真正明白过来。我们气喘吁吁地跑了一大段路后，奶娘的哭声才听起来渐渐小了下去，我依稀记得是过了一座比较高又比较窄的小桥（但记不清是石头桥还是木头桥）之后，才完全听不到了奶娘的哭声，而只听到三弟的哭声，大概是哭累了吧，已经变成上气不接下气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这时，奶娘的大弟才把三弟交给我父亲抱着，而没有交给我母亲抱着，我现在猜想那大概是怕三弟挣扎、怕我母亲抱不住吧。在桥下，奶娘大弟和我父母亲道了别，好像话说得不是很多，就又匆匆忙忙赶回去了。后来我们又走了很长的路，一路上我母亲不停地用糖果哄三弟，三弟嘴里吃着糖，但还在含混不清地小声抽泣。我父亲大概也是实在抱累了，后来就把三弟交给母亲抱着，三弟好像没有挣扎，也不抽泣了，在母亲肩头上东张西望的，还老是盯着我看，我就笑着叫“弟弟！弟弟！”，他终于咧嘴笑了，这一笑不要紧，嘴巴里的糖块就掉出来了，他一急，“哇——”地又哭上了，我母亲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停了下来，我赶忙报告：“糖落掉了！糖落掉了！”于是我父亲赶忙从母亲口袋里又掏了块糖剥好后送进三弟嘴里，这才恢复平静，但是三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向下张望，似乎在寻找刚才掉的那块糖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从乡下走到了桐乡镇上后，三弟似乎很精神，到处东张西望的，一切事物对于他来说都非常新鲜稀奇，上了轮船后，更是久久地爬在船窗玻璃上看新奇。可能是轮船单调乏味的马达声音有催眠效果，加上先前在路上哭泣消耗了很多体力，最后他就爬在我母亲怀抱里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可真香，轮船到了嘉兴码头他还在大睡呢，这一来我父母亲倒是省心了不少。在嘉兴我们换乘了另外一条轮船，终于又回到了魏塘镇。全家都很高兴。后来，奶娘的大弟首先来探望过一次，再后来，奶娘和她的大弟又分别来探望过二、三次。每次来，我父母亲都像亲人一样热情周到地款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奶娘每次见到三弟的时候都笑得非常开心，脸上和目光中都充满了无限深情的慈爱，而每次当她要离去的时候，都总是若有所失、神色伤感，甚至忍不住背过身去悄悄地、无声地掩面流泪，三弟这时候总是呆呆的发愣，望着奶娘的背影不知所措。直到多年以后，奶娘才不再前来探望三弟。我现在想，奶娘一定是忍受不了见面而后又别离时的那种苦痛，同时，也可能是在为我们有所体贴的考虑，所以可能就痛下决心，不再来了。如果这位善良慈爱的奶娘现在仍然健在的话，我坚信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地方默默地装着三弟、挂念着三弟、默默地祝福三弟。这就是我们中国母性最伟大的仁爱。

关于我们三兄弟的取名的故事，就不能不再次提到外公。其实我外公对于我们兄弟来说，最有趣的就是给我们兄弟取名字的事情了。

我哥哥比我早两岁半出生，〔家属出生年月略〕。按照惯例，家族里谁资格最老、学问最高，就由谁来给取名字。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由我外公来做了。我外公也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情。我外公给我哥哥取名为“振东”，意思是“拥护毛泽东主席”。在那个年代，应该说这个名字取得是很不错的。即便现在看来，也是很不错的，我一直很羡慕这个名字，为什么不是我叫“振东”呢？

名字的来历

等到我出生后，同样是由外公给我取名字。大家猜都不用猜：“振彪”！意思是“拥护林彪副主席”。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名字也非常响亮！发音上甚至比“振东”更清晰响亮。无论从发音还是从意义上讲，在当时也是很不错的，当时林彪副统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啊，也是林彪在中国政坛最走红的时期。哥哥“拥护毛泽东主席”，那么弟弟当然应该要遵从毛主席的意愿，也得“拥护林彪副主席”啊。哥哥已经取名“振东”，弟弟显然不能重名同名，因此弟弟取名“振彪”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谁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副主席后来竟然会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投奔苏联，结果摔死在蒙古！

怎么办，“振彪”这名字似乎又不太好了。这让家里人有点哭笑不得，甚至于有点苦恼了。可能是大家觉得名字本身也并不能代表本人的什么政治立场，只不过是个人的区分代码而已，而且，当时取名“这彪”或“那彪”的名字也很多，也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纷纷把“彪”字改换掉，周围人也没有提出“改名字”的建议或者随意“上纲上线”的压力，所以，我这名字后来也就不再修改了，振彪就振彪吧。

等到小我六岁的三弟出生后，我父亲自己先拿了个主意，不能再“振东”、“振彪”那样地取名下去了，而是为三弟取了个政治色彩不明显的单名“强”字，再让我母亲去征求我外公的意见，我外公也很赞同，就这么定了。

我的名字大概就是与文革有那么一点所谓的“联系”吧，而我本人与文革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任何瓜葛，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有的。

文革中出生的一个几岁大一点的小孩会有什么“政治能量”吗？如果“有”的话，那岂不是成为“天方夜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