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太空（早期素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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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6日早稿
一、龙的伟大梦想与壮丽史诗
在史前文明的中国远古时代，龙，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神圣图腾和最高权力象征，进而也象征和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天，即太虚空间和宇宙穹庐，在远古中国人眼里就已经是至高至远、无边无际的无限极大者。宇宙有多深邃，龙的梦想就有多遥远。
广袤无际的太空，有史以来就充满着神奇灿烂的色彩，也流传着无数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进入太空，奔月摘星，亘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事情。在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里曾经留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飞天壁画，这就是最生动形象的历史见证。中国古代关于“龙”和“天”的无数灿烂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艺术创作成就等丰富内容，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极其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性智慧、极其丰富生动的想像力和勤劳勇敢、永恒进取、热爱和平的民族传统精神。
追溯和探究历史渊源，既有如《史记•封禅书》中所记载的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跨上巨龙背脊、腾空而去”那样的中国古代真正最权威正统版的“黄帝乘龙升天”经典传说，也有如《山海经》和《淮南子》等非正统典籍所记载的“嫦娥奔月”那样的中国古代最凄怨美丽艺术版的、家喻户晓的民间神话；既有如《云笈七签》之《神仙感遇传》野史所记载的“唐明皇游月宫”那样的中国古代最奇绝艺术版的“帝皇登月”浪漫神话，也有14世纪末令人扼腕的“万户飞天” 那样的伟大悲壮的真实传奇故事。
14世纪末中国明朝的万户，这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尝试用座椅捆绑47支火箭并点火实施“载人飞天”伟大创举的悲剧性传奇人物，已经被现代的国际宇航学界一致追认为人类载人航天实践活动的先驱探索者，为了纪念他，月球东方海附近的一个环形山被国际天文联合会命名为“万户山”。这是国际承认的中国古代最真实传奇版的“龙的飞天第一试”。
“龙的飞天第一试”，虽然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是人类探索飞天活动历史上最伟大的失败！并由此而开启了人类飞天实践活动的先端！万户，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人，用目前看来“很原始落后”、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古代火箭技术，为人类探索飞天活动的历史长夜里点燃了第一把“希望之火”！从此，绵延传续、星火燎原、永不熄灭！
从远古文明时代的神话传说故事，到中古文明时代火药和火箭技术的发明应用，再到约600年前近古文明时代人类首次利用火箭技术探索实践“载人飞天”的伟大失败壮举，古代中国人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留下了灿烂辉煌篇章和巨大精神财富。
虽然人类一直都梦想着自由飞天，但是由于受到地球引力的束缚，人类也一直都难以离开地球，直到现代航天科学理论和现代火箭技术诞生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现代航天学最为著名的3位奠基人，是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德国科学家奥伯特，美国科学家戈达德，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继提出了多级火箭和航天技术理论，为现代火箭和航天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3月，美国科学家戈达德研制并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用煤油和液氧作为推进剂的无控液体火箭，开创了现代火箭的新纪元。在他们之后，在20世纪中叶又成长起来了3位杰出的现代火箭技术和载人航天器技术专家，他们是苏联“联盟”号火箭和飞船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德国V－2导弹及美国土星Ⅴ号重型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冯•布劳恩，美国阿波罗飞船总设计师马克西姆•费格特，终于开启了人类崭新的载人航天时代。
沧海桑田，时移世异。
半个多世纪以前，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蒙受近代百年屈辱历史的中华民族，再次在世界民族之林顽强地站了起来，屹立于整个世界的东方！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开国领袖和元勋们的英明决策与直接领导下，当代中国人开始踏入现代意义上的导弹航天技术领域。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伊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经过以钱学森为首的第一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和竭尽全力的拼搏，终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相继取得了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撼的“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功，擎起了共和国最坚实牢固的安全与和平盾牌！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阐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遏制核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后，邓小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批准实施了包括载人航天高科技领域在内的中国“863计划”，明确了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是“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应有的地位，就必须紧紧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不失时机地发展我国自己的高新科学技术。
人类从太空看到的地球，美丽而又神奇——载人航天，最通俗地讲，就是人们驾驶着载人飞船或航天飞机等载人航天器，往返于地球与太空之间或星际空间，从事地球与空间科学探测、空间生产、空间观察等航天活动。
与其他不载人的一般航天活动相比较，载人航天活动最显著的不同特点就是有了航天员的直接参与，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视野，而这也正是载人航天活动最引人入胜、最激动人心和最具有魅力的地方。
正如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11年8月12日所预言的那样：“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地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人类首先将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然后再去征服太阳系空间。”
自从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第一次进入太空，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上月球表面，迄今为止，人类已进行了两百几十次载人航天飞行。
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载人航天高科技领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华民族必须而且能够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两弹一星”确立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大国地位，那么，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可以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高素质、高水平和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队伍，有力地促进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福和惠及全体人民。归根结底，概括为一句话，中国搞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有力地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与永续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经过五年的载人航天高技术概念性研究和论证，至1992年1月，中央专委听取了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汇报后，认为发展中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确定中国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途径是“载人飞船工程”，并决定由原国防科工委组织“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同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批准“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上马，并命名代号为“921工程”。随即，任命王永志为921工程总设计师。
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和有力推动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建设工作从此全面展开。在原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的直接领导下，以王永志为首的中国第二代、第三代航天人科学求实，发奋图强，锐意进取，顽强突破，坚持走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载人航天工程之路，而钱学森也十分明确支持和积极肯定这种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承担工程任务的各部门和系统密切配合，大力协同，奋力拼搏，工程研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工程研制试验体系已初具规模，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已经涌现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连续13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突破性努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辉煌灿烂的丰硕成果。从1999年11月至2005年10月，从“神舟一号”直至“神舟六号”，全部六次重大飞行试验任务均取得了圆满成功！其中，在“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任务中，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这三条“中国之龙”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相继出征太空，实现了“中国龙首圆飞天梦想”和“中国龙再圆飞天梦想”的伟大壮举！并获得了世界性的广泛称誉！
——这令全球炎黄子孙无不强烈地感到振奋人心和激动欣喜万分！
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圆满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走”任务，并为“第二步走（空间实验室）”任务和“第三步走（空间站）”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具备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世界航天大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突破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综合国力和高科技实力的重大进步和高度体现。
从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艰难起步到“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功，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曙光”号飞船的中途下马夭折到世纪之交“神舟”号飞船的最终飞天圆梦，无不深厚地凝聚着以“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内核的新时代民族精神，无不深厚地凝聚着龙的新时代文化内涵和高科技底蕴。这就是中国现代版的“龙的梦想、龙的不懈行动和龙的飞天圆梦”！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最先进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了。的确，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发展和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将仍根据本国国情的需要，以及国际航天与空间技术合作的趋势，不断扩展其航天领域的探索；同时，扩大其空间技术在商业，工业，通讯，环境等领域的应用，继续推进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来自古代文明的巨龙，已经为外太空的探索之旅整装待发，众人拭目以待！
二、龙的神话传说与飞天探索
中国人，有引以骄傲和自豪的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有过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辉煌时期，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曾经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既是远古飞天神话的发源地，也是古代火箭的诞生地，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用古代火箭做动力实施“载人飞天”探索实践活动的国度；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历算学，从远古以来，一直是独领风骚恒久远。
北京东南角城墙上，那历经岁月沧桑的古天文观象台仪器上，镶嵌着一条被日晒雨淋得全身黝黑的、沉默颔首的飞龙，似乎在默默地提醒和告诫着路上行色匆匆的炎黄子孙们：/poems/she龙之往昔，再创龙之未来。
现在，让我们瞬间穿越时空隧道，然后，悠悠神游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领略欣赏一下“龙的悠远神话传说”之绚丽色彩，观摩赞叹一下“龙的火药与火箭”之神奇妙用，凝神定思一下“龙的飞天第一试”之悲壮情景，抚今而追昔一番吧。
龙的飞天梦想，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的远古时代。
远古中国人的宇宙观精湛而深邃，既具有极高的抽象思辨层次境界，又具有梦幻般生动形象的艺术描绘特征。
应该说，远古中国人的抽象思辨认识已经达到了人类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绝不是可以用“朴素宇宙观”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所能概括的。相传伏羲氏所创之“八卦”即为最典型的一例。
诚然，远古中国人不具有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但是，这不仅丝毫没有妨碍他们施展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反而更有助于他们摆脱思维的现实羁绊，从而在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能力方面也达到了极高境界，创造出令今天的人们都望尘莫及和叹为观止的飞天神话传说故事，特别是创造出了将中国远古伟大历史人物与神话传说相互交织融会在一起的经典故事——“黄帝乘龙升天”。
“黄帝乘龙升天”，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人类借助于神话幻想实现“飞天梦想”的精彩传说故事，并且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乘龙升天”这一传说故事，始于约四千年之前的黄帝时期，经过约两千年的流传，后来被大名鼎鼎的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进了著名的正统史籍、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之《封禅书》中，从而成为最正统权威的历史经典传说故事之一。
传说，黄帝是一位富有魄力而且功勋卓绝的伟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黄帝率领他的中原部落，曾经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了炎帝所率领的黄河上游部落。炎帝，一说即神农氏，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炎帝部落原居姜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被黄帝打败后，又转而合作，结成了炎黄部落联盟。后来，黄帝率领炎黄部落联盟，又在涿鹿与蚩尤率领的南方部落展开激战，并击杀蚩尤，从此统一了三大部落，黄帝被拥为各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后被尊奉为华夏族（汉族的古称）的祖先。这就是“逐鹿中原”和“炎黄”、“华夏”典故的由来。在黄帝时期，教桑蚕，造舟车，创文字，制音律，立医学，定算数，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因黄帝功大无边，天帝决定召他上天。
上天之前，黄帝令人在首山采铜，到荆山铸鼎。鼎铸成之后，在荆山脚下召开庆功大会。臣民百姓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忽见一条巨龙从天而降，黄帝跨上龙背，向人们挥手告别，腾空而去。
当巨龙飞过桥山时，黄帝要再看一看他的臣民，再看一眼他亲手种植的柏树。桥国臣民得此消息后，一起涌上桥山，把巨龙团团围住。人们依依不舍，有的拽着黄帝的衣襟和靴子，有的牵着巨龙的长须。巨龙很快又腾空而起，人们仍然拉住不放，结果扯下了黄帝的衣襟，拽掉了黄帝的长靴，拉下了黄帝腰间的佩剑。
为了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人们把黄帝衣襟、靴子和宝剑埋在桥山之巅，以供后代瞻仰。这就是国内外闻名的位于陕西省黄陵县的皇帝陵。
“嫦娥奔月”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神话。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西汉的《淮南子》等非正统典籍中均有记载。1972年至1974年曾先后两次发掘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的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前期轪侯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在其1号汉墓出土的稀世珍贵文物中，就有彩色绘制的《嫦娥奔月图》帛画。
“嫦娥奔月”这一神话故事的起因，是她的丈夫羿（即后羿）被尧请来射杀天上九日和地上六害，因此得罪天帝，夫妻被永贬凡间，后羿向西王母讨得不死药丸一颗，却被嫦娥先偷吃所致。
后羿与嫦娥这对恩爱夫妻原本是天上神仙眷属，嫦娥是西王母身边美貌无比的仙女，后羿则是善使弓箭、力大无比的天神。
在尧时代之初，天上竟然匪夷所思地出现了十个太阳，而地上也惊恐万分地出现了“凿齿”等六害。天上十个太阳一齐出来，“焦禾稼，杀草木”，烤得大地万物皆枯，再加上六害横行，弄得百姓无所为食，苦不堪言。
在尧的祈请下，后羿携带妻子嫦娥下凡，助尧除害。后羿先射杀了天上九日，仅留一日，然后又射杀了地上六害。祸害尽除后，人间又终于恢复了正常，百姓们都感恩戴德，重新得以安居乐业。
但是，因为十个太阳都是天帝的儿子，九个儿子被射杀，天帝震怒，就把后羿和嫦娥永贬凡间，不得上天。
后羿不得已，只好求助于西王母，得到了吃后能升天的不死药丸一颗，准备吃后再上天宫。但不知何故，这仅有的一颗不死药丸被嫦娥先偷吃了，嫦娥便身不由己地飘飘然升上月亮，从此与后羿天上人间永隔，嫦娥在广寒宫永远过着寂寞、愁苦、凄凉和思念夫君的月仙生活。
这便是中国自古以来就脍炙人口的、凄怨而美丽的“嫦娥奔月”神话故事。
当中国历史发展到盛唐时代，社会空前繁荣，人们更是把封建帝王与神话幻想相结合的浪漫主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推向精彩典雅、神奇迷人的极致境界，从而又有了如《云笈七签》之《神仙感遇传》野史所记载的“唐明皇游月宫”那样的中国古代最奇绝艺术版的浪漫神话。
“唐明皇游月宫”的神话幻想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个月色皎洁的中秋之夜，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与后宫嫔妃、宫女侍从们漫游于皇家御花园。面对明月，唐明皇浮想联翩，望月兴叹。相随于左右的道士罗公远忖度出唐明皇的心思：“陛下，可想到月宫一游？”
“朕若能到月宫一游，足矣！”
“这有何难。”罗公远说完，将手杖掷向天空，顿时化做银桥，飞架于地面和月亮之间。
“陛下，请吧！”唐明皇在罗公远陪同下，拾阶登桥而上。行数十里，见一美丽的城郭。
“此广寒宫也。”罗公远说。
只见城中精光夺目，凉气习习。数百名身穿洁白衣裙的仙女，簇拥着嫦娥，翩翩起舞。另有乐师鼓手，奏乐击鼓。鼓乐齐鸣，悠扬悦耳。
酷爱歌舞的唐明皇问：“此为何乐曲？”
仙女答曰：“《霓裳羽衣》。”
面对如此良辰美景，唐明皇如痴如醉，流连忘返。但迫于月宫寒气逼人，又有罗公远的一再催促，只好恋恋不舍，循原桥而归。过了桥，回头再看，银桥早已无影无踪。
第二天，唐明皇宣召宫廷乐师，将月宫中所听乐曲记下，作成《霓裳羽衣》曲，并且，多才多艺的唐明皇还亲自将其编排成《霓裳羽衣》曲舞，时常欣赏怀恋。
——美哉，唐明皇游月宫！美哉，月地银桥！美哉，《霓裳羽衣》曲舞！
如今，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新建的仿唐影视娱乐城内，人们依然可以欣赏到今人重演《霓裳羽衣》曲舞的优美风韵。
应该说，从中国远古的盘古开天辟地时代，直到后来的盛唐时代，智慧才艺卓绝的中国古代人，仍然只能借助于神话幻想或者所谓的“灵丹妙药”来期盼实现“龙的飞天梦想”。
然而，随着中国古代火药和火箭技术重大发明的相继出现，情况也在发生着一些悄悄的变化。
火箭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之一。早在公元220年至265年的三国时代，兵家就在箭杆的前部绑上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射出去进行火攻。到了公元10世纪唐末宋初的年代，随着火药的发明，箭杆上的易燃物换成了火药，具有了更大的燃烧威力。到公元960~1279年的宋朝，在12世纪，我国就制造发明了用火药推进的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并被广泛用作信号传递工具和祭祀观赏的器具。另据明代的《火龙神器阵法》和《武备志》等兵书的记载，南宋时期就出现了军用火箭。到明代初期，军用火箭的发展已十分完善，并已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其中一种名叫“一窝蜂”的火箭一次能发射32支火箭，具有较大的战斗力。如图x所示。
另外一种名叫“火龙出水”的火箭已是二级串联火箭的雏形，专门用于水战，如图y所示。这种火箭由龙身、龙头和龙尾组成，龙身内装有火箭数枚，龙身外四周装有四个火药筒。发射时，先点燃龙身外的四个火药筒，推进“火龙”飞行，经过一定时间后，再点燃龙身内的火箭加速“火龙”前进，“火龙”在水面上飞行数公里远，达到远距离攻敌的目的。
公元13世纪后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古代的火箭技术逐步传入了西方，经过改进，火箭逐渐被列为各国军队的装备。
公元14世纪末，中国古代的火箭技术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效力已经相当可观，居于当时世界的最领先水平。在中国明朝，终于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个名叫“万户”的传奇式人物，开始别出心裁地酝酿和实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火箭技术进行“载人飞天”的伟大创举！
万户出身于木匠，曾在明朝班背手下从军，供职于兵器局。他勤于动手，善于动脑，对各种兵器进行过深入的钻研。后来，班背因得罪朝廷而被害。万户按照班背留下的《火箭书》，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火箭，并且萌生了利用火箭推力和风筝升力进行一次飞天探险试验的设想。万户为了将这一飞天设想付诸实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万户飞天”是“龙的飞天第一试”，如图z所示。其方法和过程是：万户特制了一把座椅，在座椅后面捆绑安装了47支当时世界上推力最大的火箭；一切准备就绪后，万户将飞天试验安排在一个山顶上，他请人把自己绑在这个座椅上，然后他双手各持一个大风筝，并让人同时点燃火箭，随着火箭的轰鸣和烈焰喷射，万户乘坐的座椅离开了山顶向前冲去，“万户飞天了！”……正当人们还在欢呼、惊愕之时，只见：47支火箭硝烟未尽，万户和他乘坐的座椅在空中翻滚着，最后摔到了山脚下。
万户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借助于火箭推力而真正飞起来的伟大而勇敢的冒险探索者！虽然，他没有后人——俄罗斯英雄宇航员加加林那么幸运，也没有中国航天英雄杨利伟那么幸运，万户不幸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他为人类探索飞天活动的长夜里带来了一把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
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从来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失败和牺牲。载人航天是高风险的探索实践活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会如此。
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基姆在1945年出版的《火箭与喷气发动机》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万户飞天的探险活动。另外，在苏联、德国、英国等国火箭专家的著作中都提到过此事。
万户采用的方法，虽然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原始落后”的，但是，他那“很原始落后”的方法中仍然包含着科学合理的成分：用火箭产生的推进力和风筝的气动升力试图克服地球引力的束缚，以期达到载人飞天的目的。这种方法论，与我们现代载人航天的科学原理，在思想精髓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的、惊人的相似！所以，600多年后的今天，万户已经被世界公认为人类载人航天实践活动中首次用火箭做动力飞行的先驱探索者，为了纪念这位传奇的实践家和探险家，月球背面东方海附近的一个环形山被国际天文联合会命名为“万户山”。这是万户应得的崇高荣誉，也是龙的骄傲和对龙的传人的永恒激励。
诚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的运载火箭渊源于古代火箭，古代火箭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同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探索相结合，才最终发展成为现代的运载火箭。虽然古代火箭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致使古代火箭技术未能在中国发展为现代火箭技术。尽管欧洲人在中国人发明火箭几百年后才学会使用火箭，但最终还是从欧洲发展起现代火箭技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龙的传人才得以涉足现代火箭技术领域。
三、龙的不懈行动和飞天圆梦
在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土地上，有一片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内蒙古额济纳旗南部的戈壁滩，这是一个血与火交融过的地方。
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是碧海云天、草木葱茏之地。相传道教创始人老子，曾骑青牛没入此域，在这西北最大的湖泊之一——“居延海”，画符成仙。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无情的岁月，风化了种种美丽动人的传说，也掩盖了昔日水天一色、林木参天的美景，代之而来的是一片蛮荒沉寂的戈壁大漠，一睡不知多少年……
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矢志不移。丝绸故道，饱经风尘坎坷，几度沉浮，壁画犹剩；居延故郡，黄沙千里戈壁，一点绿洲，希望不绝；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辉煌中，凤凰涅槃。
终于，当时光的脚步踏入20世纪中叶的时候，历史再一次选择了这一片神奇的土地！随着震天的轰鸣声在这片沉寂了上千年的土地上空响起，一个饱受侵略的国家挺起了自豪的脊梁，一个历经欺辱的民族真正地站了起来！
顿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位于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这片神秘的土地。
——在这里，一条条中国巨龙腾飞而起、横空出世，谱写了共和国导弹航天事业的最辉煌篇章，奏响了《龙的不懈行动与飞天圆梦》的旋律最强音！
创业篇
翻过了中国近代史最沉重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重建家园，海外学子们也纷纷归国效力，大家都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幸福憧憬中。
然而，没隔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
在这场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目标不仅针对朝鲜，同时也针对中国，他们以核武器相威胁，疯狂叫嚣“要把东方这个社会主义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
★和平，只有靠和平的盾牌来捍卫
为了保卫中国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当时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决定：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从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确保国家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人是一切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搞国防尖端科技，必须首先培养人才队伍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最高统帅部毛泽东主席就把陈赓将军（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从朝鲜战场上单独抽调回国，着手筹备和组建中国的最高军事技术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址坐落在黑龙江哈尔滨，简称“哈军工”。
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领导，陈赓将军呕心沥血，从全国范围内抽调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和其他所需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在50年代中期把“哈军工”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军事技术大学。陈赓任第一任校长。
陈赓，这位具有儒将风度和传奇经历色彩、曾经叱咤北伐风云的一代智勇名将，在共和国诞生之后，又创造了一个令世人惊叹不已的办学传奇！
“哈军工”地位之高、新学员入学考核审查之严格，都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大学，并且，她拥有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最优先招生的特殊待遇。
“哈军工”成为了中国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国防尖端科技人才的摇篮，从这所著名学府里走出来的年轻军官们，日后大都成为了共和国导弹航天事业的技术中坚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哈军工”，就是现今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辉煌前身。
★搞国防尖端科技，还必须要有科技领军人物，制定发展规划，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和国防工业体系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努力，以及中美之间关于遣返战俘和其他相关问题的艰苦谈判，中国要回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浙江杭州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并于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导师卡门的指导下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是卡门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1943年钱学森与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研究报告，为该学院研制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钱学森与卡门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他和卡门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被用于高速飞行器的气动设计。1949年钱学森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同年还提出了核火箭的设想。钱学森是当时世界一流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和火箭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满怀爱国热情的钱学森，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在1955年10月8日回到了祖国怀抱。后来，他就成为了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
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先进水平”的伟大号召。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对航空和导弹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最先为中国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和决策意见。
随后，聂荣臻元帅根据钱学森的建议，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3月14日，周恩来总理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具体领导中国导弹的研究和管理工作，提出发展目标和方针。
5月，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做出了发展导弹等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决定。
同年春天，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的领导下，中国政府组织全国600多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论证，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12年科学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确定了57项重点任务。其中特别强调发展原子能、火箭和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等新兴技术，重点发展以导弹、原子能为代表的尖端技术。
钱学森回国后，以高度的热情、无私的奉献、渊博的学识、高超的才能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建了导弹航天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这个有特别意义的纪念日，中国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任命钱学森为院长，长期负责中国导弹航天领域的技术领导工作。自此以后，钱学森开创性地领导和主持了中国一系列导弹和航天器的研制试验任务，中国的导弹航天技术和国防工业体系获得了迅速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钱学森于1991年正式退休，他为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开创、发展和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
为了适应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需要，1958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防部第5部，负责领导全军特种武器装备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随后，中央军委又提出了将航委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兼任国防科委主任，陈赓任副主任，万毅、王诤、刘亚楼、肖劲光、陈士榘、陈锡联、安东、宋任穷、张爱萍、黄克诚、钱学森等21人为委员；1959年4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国防部第5部合并到国防科委，以便更加有利于国防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指挥决策和进一步发展。
在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委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等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发展了起来。聂荣臻元帅是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卓越领导者和重要奠基人，他戎马一生，为共和国建立了不朽的伟大功勋，1992年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内。
国防科委后来又演变为国防科工委。到90年代中后期，原国防科工委最后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继续领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举世瞩目的尖端科技事业。
★中国搞导弹航天事业，还必须建设自己的导弹航天发射场
在研制导弹的同时，为了适应导弹研制、试验、定型的需要，1957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国防部五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建设，并决定成立靶场筹建委员会。9月5日，筹建工作正式开始。
1957年10月15日，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别尔乌辛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火箭、导弹的新技术协定——《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同意派专家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和勘建导弹试验靶场。这一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对于中国起步发展火箭、导弹和原子能工业等事业，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1958年1月18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率领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队，对中国西北的宁夏银川以西、甘肃民勤以北、内蒙古额济纳旗南部等地区进行了空中和地面勘察。2月5日选场勘察结束。以列•••米•盖杜柯夫为首的17名苏联专家也参加了勘察。经过实地勘察，勘察组认为，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内蒙古额济纳旗南部的这片戈壁滩，符合建设陆上导弹试验靶场的要求。
1958年2月25日，中央军委将选场勘察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于2月26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处理。”经过书记处研究后，邓小平与3月3日签署：“书记处已同意。” 至此，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建设中国第一个陆上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靶场选址确定后，1958年3月1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率领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委员会，对靶场各点号及弹着区进行了现场定点工程勘察。4月10日结束。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也参加了勘察。经过实地勘察，确定了靶场工程的定点和建设方案。报中央军委同意后，从此，中国开始了陆上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正式设计和全面施工建设，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715个厂矿的通力协作下，由陈士榘上将统一指挥的九路大军、近十万人马，就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防尖端科技工程大会战。
创业者们发出“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与恶劣的大自然进行着艰苦的抗争。他们住帐篷，睡地窝，饮苦水，吃干菜，顶风冒沙，战天斗地，用最为原始的工具，进行着最为尖端的武器试验设施建设；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和滚烫的热血，硬是在这片蛮荒之地开辟出生命的特区。
两年零六个月后，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终于在昔日荒凉的戈壁滩上矗立了起来，并正式启用。苏联专家所作的“至少15年以上时间方可完成”的断言，被奇迹般地打破了！
在靶场工程施工过程中，303人伤亡，38人残废，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名字一起悄然隐入了历史厚重的帷幕。1987年，陈士榘将军重返故地，抚今忆昔，不禁感慨万千，挥毫写下：“战士壮怀凌云志，热血尽洒戈壁滩，化作惊雷震环宇，东风常度玉门关。”
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将军为首的另一路大军，从朝鲜撤离回国后，也迅速展开了靶场机构及试验部队的筹建工作。就在工程部队开进戈壁的同时，他们也悄悄地进入了大漠深处，从此消失在世人的视线之外。
在中央军委、国防部的大力支持下，全军及科研院所、地方院校的上万名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选调基地。这些知识分子满怀着为祖国导弹事业崛起而奋斗的雄心壮志，投入到创建导弹试验基地大军的行列中，成为基地的主要技术力量。
1958年10月，中国国防部正式授予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以“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的名称，并批准使用新的番号。从此，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正式组建。
基地首任司令员是孙继先将军，他就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为救红军于危难之际曾立下过彪炳历史的显赫战功；副司令员是李福泽将军，他是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一员猛将。历史再一次地选择了他们，在“龙的不懈行动”中肩负神圣的历史使命。
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正式启用后，曾经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成功实施了震惊全世界的“原子弹和导弹结合试验”，以及其他一系列导弹发射试验任务。
后来，根据发射卫星等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中国于1965年开始了卫星发射场和卫星测控网的建设，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扩建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卫星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发展与成就篇
★发射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东风1号”
50年代末期，就在各种试验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伴随着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苏两党关系却逐步恶化。1960年3月，经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批准，决定在基地进行苏制P-2近程地地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就在发射日程一天天迫近之际，苏联方面突然提出：“中国购买的这枚导弹，须经苏联国防部长同意才能进行发射试验。”在中国政府对这无理要求进行交涉之后，苏联又以“中国生产的液氧质量不合格”为由，硬要中国订购苏联的火箭燃料。“液氧事件”终归只是个借口，基地工程人员足足等了3个月，最后也没有等来这批订购的燃料。
1960年8月24日，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中止了343项专家合同和257项科研合同，并要中国归还朝鲜战争时期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外援走了，自然灾害来了，这一年也正是中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一年。
就在刚刚起步的中国尖端事业面临严峻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鼓励大家说：“苏联政府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想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富有智慧的民族，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我们！”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基地广大指战员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掀起了学习理论、钻研试验技术的热潮。
1960年9月10日凌晨，在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的主持下，这枚使用国产燃料并完全由中国人独立操作发射的苏制P-2导弹，在天空拉出一道洁白的烟云，中国首次发射苏制导弹取得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尖端武器试验方面的能力和信心！
50多天后，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国产近程地地弹道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成功发射！这一枚导弹从头至尾全部由中国自己制造，是第一枚中国导弹。
亲自主持导弹发射的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和“原子弹与导弹结合试验”巨大成功
1962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关工作。周恩来为主任，贺龙、聂荣臻等14人为委员。
其中，原子弹这一国防尖端工程曾经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机密，是绝密工程，一批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和一大批各门类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从此隐姓埋名，与亲人隔绝，进行着竭尽全力的不懈拼搏努力，并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全世界难以置信的卓越成就和巨大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中国西部蘑菇云的升起，宣告了一个由超级大国核垄断时代的结束！参试人员们欣喜若狂、喜极而泣！消息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备受振奋！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震惊和高度关注。
在惊恐之后，西方国家却又故作镇静地断定：“中国人有了这种子弹，但未必能造出打这种子弹的枪。即便研制成功，也至少需要五年以上时间。”
历史再一次证明：他们的猜测又错了！实际上，在1964年6月29日，中国就已经首次成功地发射了经过改进设计的“东风2号”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
1965年6月1日，中国第七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钱学森任副部长，进一步加强了对导弹研制工作的统一管理。
在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之后，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导弹运载原子弹的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即“两弹结合试验”。对于这种试验，美国和苏联都是往海上打，而中国却是在本土进行，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首例，其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为确保试验一举成功，基地从上到下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消灭一切差错，杜绝一切事故”的大练兵。在准备实施“两弹结合试验”之前，除了少部分参试人员之外，还对全基地工作人员及全部家属、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撤离。
在距离发射场坪不到1百米的地下控制室，无疑是最危险的地方。地下室承担这次发射试验任务的人员数量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经过严格挑选，最后决定由七名同志担任，他们就是后来被载入中国国防科技史册的“阵地七勇士”。其中，目前在总装备部装备指挥技术学院任教的中国著名测试发射专家佟连捷教授，就是当年的“阵地七勇士”之一，负责承担发射控制台的操作任务。
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聂荣臻元帅亲临基地主持这次发射。毛泽东诙谐地说：“你是一贯打胜仗的，是常胜将军，不过这次你要做好打败仗的准备。打败仗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聂荣臻元帅不仅没有打败仗，而且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966年10月26日19时，核导弹安全运抵发射场坪。操作手田献昆（音）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进行导弹与原子弹的对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位技术娴熟的操作手也显得格外紧张，他极力保持着镇静，全神贯注地进行操作，对接成功了！
当发射程序进入到1小时准备，七勇士进入地下控制室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按计划早应撤离危险区域的时任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将军却还留在那里。这位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将军，为了增强部下的沉着和冷静，坚持要与部下共安危、同存亡！最后在聂荣臻元帅的亲自命令下，李福泽将军才不得不离开了地下控制室。
而聂荣臻、钱学森等领导就在离发射场坪不太远的敖包山临时观察所里坐阵指挥。
对于“两弹结合试验”，共和国的领袖们极为关心。在发射任务实施阶段，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边、坐阵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打来电话，询问：“试验区域群众是否已全部撤离？河西走廊群众有无危险？”一再叮嘱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1966年10月27日9时，随着发射控制指挥员一声令下，佟连捷果断有力地按下了点火按钮，导弹核武器呼啸着拔地而起，飞行正常，最后，核弹头在预定距离的目标区上空精确地实现了核爆炸！
“两弹结合试验”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这使得帝国主义冷嘲热讽中国“有弹无枪”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西方列强的幻想又一次被击得粉碎！
当时的外电这样评论：“中国的这种闪电般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惊了全世界！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不可思议，必须重新估价中国的力量。”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如此神速般的进展，再次震惊了全世界！
从此以后，龙的传人也同样拥有了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完全等同地意味着共和国从此拥有了最坚实牢固的安全与和平盾牌！
直到数年前，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影片《横空出世》的拍摄和公映，普通的人们才得以了解到当时中国科学家们竭尽全力拼搏的一些真实历史写照情形，并从影片真实剪辑引用的核爆炸实况纪录片资料中，第一次极度震撼地看到了：原子弹爆炸时，在核心爆轰区内乾坤倒转、天地混沌、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并可几乎毁灭一切的、慑人魂魄的极度恐怖威力！由此，人们深深地领悟到和平之重要、和平之来之不易、和平之最可珍贵，并向那些为了民族自立、自尊、自强而不惜付出巨大个人牺牲奉献的伟大功臣们由衷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枚洲际导弹
1957年10月4日，随着苏联人把世界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1号”送上太空，人类征服太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美国紧步其后，于次年2月1日发射了一颗重8.22公斤的卫星“探险者1号”。一场航天领域的激烈竞赛，又由苏、美两国在世人面前挑起。
对于不甘落后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1958年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全体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他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个大的，像美国那样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困难和技术力量的限制，中国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发展规划历经波折和调整。到了6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中近程导弹发射取得成功，搞人造卫星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1965年元旦前后，科学家赵九章、钱学森等人又先后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国防科委为此专门组织了可行性论证，并提出了报告。5月初，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报告。8月，中央专委原则同意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并确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1970年左右发射的计划。从此，以发射人造卫星为主要标志的中国航天技术，进入了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的正常发展轨道。
1970年3月，“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经过严格的测试检查，卫星和火箭均达到设计指标要求。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发射团副团长、发射控制指挥员杨桓一声令下，胡世祥，这位现任总装备部副部长、时任发射控制台操作手，准确有力地按下了那个足可以令他自豪一辈子的红色点火按钮，霎时，在夜色笼罩的大漠中，发射台上红光闪耀，载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腾空而起，呼啸着奔向中华民族向往了几千年的茫茫太空。火箭按照程序正常飞行，卫星准确入轨。发射15分钟后，地面就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
在中华大地的上空，在星辰辉映的河汉之间，终于有了一颗属于中华民族的会发光、会唱歌的星星，响彻太空的《东方红》乐曲，给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使世界各国再一次认识到这个东方国家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这一年“五一”节晚上，毛泽东主席与发射卫星的功臣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天安门城楼红旗如潮，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国利用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自己的第一颗卫星，表明中国已经全面掌握了火箭和卫星的设计、制造、发射、测控等各项航天技术，同时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用自己的火箭发射卫星的国家。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技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第一个航天港在共和国西部的大漠之中正式诞生了。
1975年11月2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着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轰鸣着直入云霄，准确地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运行3天后，返回舱按照预定计划成功返回地面。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为中国日后实施载人飞船工程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意义深远。
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回收，这是中国航天史上又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197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二度复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国防战线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年也是中国航天人难忘的一年，连续3颗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使得这一年赢得了中国航天史上“三星高照”的美誉。
在此之前，几乎与“两弹结合试验”同时，中国远程和洲际导弹的研制试验准备工作也已开始启动。但是，中国这个项目的进展并不是十分顺利。直到1980年，中国久经磨难的第一枚洲际导弹终于研制出来了。
1980年5月9日，中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2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准确地溅落在太平洋预定海域，全程飞行试验一举成功！导弹的弹头数据舱在海上激起的滚滚波涛，使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平息的涌动。这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洲际战略核打击力量。
1982年10月12日，中国第一枚潜射固体导弹发射成功，使中国拥有了机动性强、隐蔽性好的第二次战略核打击力量，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此后，中国又相继试验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种射程的机动发射固体发动机导弹和新型洲际导弹。
从最初的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发展到发射导弹核武器，以及各种用途的火箭和卫星，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让中华民族挺起了腰杆，也让世界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中国、投向了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这块神秘绿洲。
正如三度复出的邓小平在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和格局的重大变化，正确地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趋势和两大基本主题，果断地调整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此，中国的航天事业进入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新转型期。其中，既有艰难的忍耐，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辉煌的成就。
★中国航天技术的主要发展成就
中国是航天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中国的航天技术是在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导弹技术起步于1956年，中国航天技术的研究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工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发展，则是从1965年开始的，并以1970年成功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为标志性开端事件。从1956年中国建立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中国航天人一路曲折艰辛并伴随着辉煌成就，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也不断走向成熟。其中，主要的里程碑标志性事件有：
▲1970：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国家
▲1975：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81：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一箭多星”发射技术的国家之一
▲1984：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
▲1985：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1988：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
▲1990：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的国家
▲1992：中国开始实施载人飞船工程
▲1999：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已趋近于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的门槛
▲2003：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历史性突破，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
▲2005：中国第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发射成功，中国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多人多天飞行技术
如今，中国立足于世界航天与空间技术领域的前列，加强太空领域的积极研究和探索，扩展空间技术在各领域中的应用，深化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向持续发展道路迈进的重要战略之一。
◆运载火箭技术
中国的运载火箭是随着导弹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改制、过渡和独立发展三个阶段，已形成“长征”系列，包括“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等基本型和改进型运载火箭。此外，70年代至80年代初还曾经使用过“风暴一号”运载火箭。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中国已经掌握了高端的火箭技术。“长征”系列火箭是分别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设计、建造的（前者设计的型号数量更多一些），LM（Long March）和CZ（Chang Zheng）是火箭两种形式的缩写。
第一代“长征”火箭是从1965年开始研制的。“长征一号（CZ-1）”火箭的第一、二级是在两级液体发动机导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第三级是专门研制的固体发动机火箭，主要目的是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70年4月24日，“长征1号”火箭首次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不到一年内，1971年3月3日，“长征一号”火箭再次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二颗卫星“实践1号”。
“长征一号丁（CZ-1D）”是在“长征一号”的基础上改进而成，低轨运载能力为0.9吨。
“风暴一号（FB-1）”火箭，共8次发射，成功4次。其中，1973年9月10日首次发射遗憾失败，最后一次则取得了“一箭三星”的大圆满成功，于1981年9月20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包括“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实践二号乙”这3颗科学探测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一箭多星”发射技术的国家之一。
“长征二号（CZ-2）”是二级液体火箭，1970年开始研制， 1975年11月26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长征二号”共发射4次，除了1974年11月5日首次发射失败之外，其余均成功，先后将3颗返回式卫星送入了轨道。
“长征二号丙（CZ-2C）”是“长征二号”的改进型号，也是“长征”火箭的基本型，该型号火箭技术先进，可靠性高，是中国用于发射近地轨道中小型卫星的主力火箭，低轨运载能力为2.8吨。从1982年9月9日首次发射，到1993年10月8日，用11枚“长征二号丙”火箭连续成功发射了11颗返回式卫星和1颗搭载的瑞典“弗利亚”科学探测卫星，百分百的发射成功率使之成为“长征”系列火箭的主要发展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经再次改进后形成的“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CZ-2C/SD），采用“一箭双星”方式发射美国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低轨通信卫星“铱星”。从1997年9月1日首次发射，到1998年12月19日为止，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连续6次发射全部成功，将2颗铱星模拟星和10颗铱星送入轨道。
“长征三号（CZ-3）”是三级液体火箭，它是在“长征二号丙”的基础上，加上低温高能液氢/液氧发动机作为第三级构成。“长征三号”用于发射高轨道的地球同步卫星，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1.6吨。“长征三号”火箭解决了液氢/液氧发动机技术、发动机在失重的真空环境下的二次点火技术。1984年4月8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用该火箭发射中国试验通信卫星获得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有能力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到1997年6月10日，在12次发射中，已成功发射9颗中外通信卫星。它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标志。
“长征二号E（CZ-2E）”也称“长二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长征二号丙”的基础上，周围捆绑四个助推火箭构成，其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提高到9.2吨。“长征二号E”捆绑技术的攻克，为中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了有效途径，是中国火箭技术的巨大突破。该火箭一问世就投入了国际商业发射，1990年7月16日首次发射巴基斯坦星和模拟澳星取得成功，到1995年12月28日为止，在西昌共进行8次发射，其中，除了有1次因火箭紧急关机而导致发射失败和有2次飞行失败之外，共成功发射5颗外国卫星。
“长征二号F（CZ-2F）”火箭是1992年开始研制，它是在“长征二号E”的基础上，经过了一系列的重大技术改进和重新、创新设计，采用了火箭故障诊断技术、逃逸飞行器应急救生技术和大量备保的冗余设计技术，是按照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而研制的高可靠性大推力运载火箭，作为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运载器。发射载人飞船时，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7.7吨；若取消逃逸塔和逃逸飞行器结构，并改用非承力型整流罩，用于发射空间实验室或其它有效载荷时，则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9.5吨。1999年11月20日首次发射，目前已成功发射了6艘飞船，发射成功率是100%，是中国目前可靠性和安全性最高、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
“长征三号甲（CZ-3A）”是在“长征三号”基础上，加长改进一、二级形成。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能力提高到2.6吨，用于发射中型通信卫星。1994年2月8日首次发射，在西昌发射“一箭双星”成功，一颗为模拟“东方红3号”的通信卫星“夸父1号”，另一颗为科学实验卫星“实践4号”。1994年11月30日第二次发射时，“东方红3号”卫星因星上姿控推进系统故障未能定点使用。1997年5月12日第3次发射时，“东方红3号”卫星定点成功。
“长征三号乙（CZ-3B）”是在“长征三号甲”周围捆绑四个助推火箭形成。其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能力达到5.1吨，可以发射重型通信卫星，是目前中国发射高轨道卫星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首次发射；1997年8月20日至1998年7月18日，4次发射外国卫星均获得成功。
“长征四号（CZ-4）”是三级液体火箭，一、二级与“长征二号丙”相似，三级采用常规推进剂，用于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运载能力1.5吨。1988年9月7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用该火箭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太阳同步极地轨道试验气象卫星“风云1号”，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有能力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至今，已成功发射了多颗中国气象卫星。
“长征二号丁（CZ-2D）”是二级液体火箭，是在取“长征四号”一、二级的基础上，经加长改进而形成，全箭和地面设备配套系统的测试发射自动化程度很高，从“长征二号丁”第二发火箭开始，上海航天局采用了自行独立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小型化高精度三轴气浮绕性陀螺惯性稳定平台等一些关键核心部件，是中国用于发射重型低轨返回式卫星的主力火箭，运载能力为3.5吨，比“长征二号丙”要明显高一些，具有优异的性能价格比。1992年8月9日首次发射，曾在90年代连续3次发射成功，将中国3颗重型返回式卫星非常精确和完美地送入了预定轨道。进入21世纪后，“长征二号丁”又连续多次发射成功，至今仍然保持着100%的发射成功率，是中国具有高度信誉的运载火箭，备受各方一致信赖和赞誉。
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已经可以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各种有效载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0.9吨到9.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从1.6吨到5.1吨，覆盖面较大。由于其技术继承性好、先进成熟、价格低廉，已成功跻身于世界航天商业发射市场。截止1998年底，已经成功地将26颗外国卫星送入轨道。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研制新一代的高性能运载火箭系列，简称新型运载火箭系列，使用无毒、无污染低温推进剂，两种发动机类型为新研制的50t液氢/液氧发动机和120t液氧/煤油发动机，有效载荷运载能力具有更加大得多的覆盖范围，准备全面替换现有火箭，并将投入商业发射，今后可能被命名为“长征五号”系列。
◆航天器和空间技术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也是第三个能独立研制和发射返回式卫星和载人飞船的国家，并且在空间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自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起，至2002年3月，共发射成功国产卫星45颗。其中，人造卫星已形成三大应用系列，它们包括：近地轨道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共17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广播卫星系列，共8颗（成功投入使用6颗）；太阳同步或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系列，共5颗；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各类科学试验、导航定位卫星15颗。
中国发射的第一颗科学探测卫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1971年3月3日，“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了中国“实践1号”科学探测与技术实验卫星，这颗卫星入轨后，开始时遥测信号微弱，运行到第8天后才恢复正常，而它原设计寿命为1年，实际上却工作了8年多，到1979年6月11日才陨落；在此期间，星上系统工作良好，不仅遥测系统一直清晰地向地面发回遥测信号，送回了大量的空间环境物理参数（如高空磁场、x射线、宇宙射线、外热流等），而且星上的太阳能电池和温控百叶窗等仪器都经受了长寿命工作的考验。这表明中国初期卫星的设计技术水平就已经达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平，这与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的幽默要求“我们要抛就抛个大的”——抛个像样的，是相当符合的。
此后，中国又着手研制了第二颗科学探测卫星“实践二号”及其甲、乙型号。它是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星上携带11种探测仪器，对高空磁场、质子、电子、紫外线辐射、X射线、地球大气辐射背景、空间大气密度进行探测，同时，利用卫星进行太阳能帆板供电等5项新技术试验。它采用“一箭三星”方式于1981年由“风暴一号”发射成功，星上所有仪器都工作正常。
中国的“实践4号”，则是为了测量近地空间带电粒子环境及对航天器的影响而研制的科学探测卫星。卫星上配置了高能电子探测器、高能质子和重离子探测器、等离子体探测器、单粒子探测器、电位监视器等探测仪器。该卫星运行在一个中小倾角的大椭圆轨道上，近地点为2百多公里，远地点为3万6千多公里。它于1994年2月8日成功地发射升空，并为中国航天的空间环境监测和预报、警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项科技活动，对于保证中国空间活动安全的意义和价值十分重大，后来就进一步推广和扩展应用到全部“神舟”系列飞船上，极大地提高了轨道舱等舱段的综合利用价值，目前这已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一项非常有特色的、长期的空间科学技术活动，广受中国航天界的好评和赞誉。
中国的返回式遥感卫星从1975年成功发射后，截止1996年底，连续成功发射17颗，成功回收16颗；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射的多颗返回式卫星全部取得成功。这些卫星都是对地观测卫星，除了应用于一些特殊领域外，卫星获得的大量遥感数据照片，被广泛应用于国土普查、地质调查、水利建设、矿藏勘探、地图测绘、环境监测、铁路选线、考古研究等领域。中国卫星的返回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成功开展载人航天活动打下了重要基础。中国利用返回式卫星，还进行了多种微重力试验、半导体晶体生长试验、微生物培养、蛋白质生长试验、超导材料空间热处理试验、农作物种子搭载等试验，并对国外开展了搭载服务。
利用卫星进行通信和广播，是每个航天大国十分关注的事情。中国自1975年起，就酝酿发展本国卫星通信工程，同时开始了研究工作。经过了9年的努力，攻克了一系列难关，终于将通信卫星研制了出来。中国的通信卫星，从1984年首次发射成功至1997年，共发射并投入实用6颗卫星，通称“东方红”系列，技术上前进了三大步。
1984年和1986年先后成功发射2颗“东方红2号”，前一颗是试验通信卫星，后一颗是实用通信卫星。星上2个C波段转发器，采用双自旋稳定，解决了有关问题；利用星上转发器可转发电视、广播、电话、电报、数传、传真等各种模拟和数字通信，并开通了北京到乌鲁木齐、拉萨、昆明的数字电话电路，保证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对新疆、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广播电视节目的传送，通信效果良好。这是第一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发射成功3颗“东方红二号甲”实用通信卫星，星上4个转发器，设计寿命4年，全部超期服役，这是第二步。
1997年发射成功了新一代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星上24个C波段转发器，设计寿命8年，采用了全三轴稳定、液体双组元推进系统和公用平台设计等先进技术，整星达到国外80年代水平。这是第三步。
中国的气象卫星，称为“风云”系列。1988年、1990年先后发射了2颗“风云一号”卫星，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其中，第一颗“风云一号”入轨后，开始阶段工作状况优良，后来由于红外通道受到污染，加上控制系统后期失控，卫星在轨工作仅39天；第二颗为“风云一号B”，入轨后，卫星仪器工作正常，红外和可见光云图图像及地物目标清晰，云系层次丰富，并在入轨后就立即为台风预报和北京第11届亚运会提供了可靠的气象信息。
在此基础上，中国随后又研制了性能更好的第二代气象卫星“风云二号”。1994年4月2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厂房内，“风云二号”卫星在电测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爆炸事故，有数人伤亡，厂房屋顶被炸毁。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航天界产生了沉重的心理打击，影响很大而且深远。
后来担任飞船系统总设计师的戚发轫同志，当时就是在那次爆炸事故中因及时钻窗户自救逃生而幸免于难的，从而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留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重量级领域权威专家身份的宝贵人才。
汲取“风云二号”卫星爆炸事故教训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是几乎使整个中国航天界都认识到了“安全第一”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举一反三，努力将其贯彻落实到所有工作的各个具体方面，在安全性设计措施、隔离措施、管理措施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取得了显著成效。
“风云二号”卫星爆炸事故发生后，中国只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重新研制了1颗“风云二号”卫星，并于1997年发射成功，属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气象卫星为中国的气象预报、自然灾害预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飞船，称为“神舟”系列。1999年11月至2005年10月，共成功发射了6艘“神舟”飞船，在绕地球飞行后，除了“神舟二号”飞船的返回舱在返回着陆过程中出现了降落伞系统故障之外，其余飞船的返回舱均成功安全返回地面。这标志着中国已经突破和掌握载人航天基本技术以及多人多天飞行技术，并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3个能够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而且，在空间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也取得了异常兴奋和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和推广应用必将惠及全体中国人民。
◆航天发射中心和测控网
从1965年起，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建设了数个新的试验基地和发射场。197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撤销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将其所属的几个部改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直接归国防科委领导。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即为原西北导弹综合试验基地留在额济纳旗地区的部分，是中国发射第一个卫星的航天港，也是中国发射卫星最多、设施设备最齐全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到80年代后期才逐步对外开放和交流，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展商业搭载发射服务的发射场。到了90年代中后期的第二次创业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南部新区，又建设并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同时也是目前中国惟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座落在中国四川省西昌市郊64公里的风景优美的山区。该中心70年代开始勘察定点建设，目前拥有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技术厂房和2个卫星发射工位，还有一个设备先进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咧别堡、宜宾、贵阳等首区测控通信站。卫星发射数量仅次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84年1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启用。1990年4月7日，首次对外开展整星商业发射服务。现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要担负着中国发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任务，并成为国外发射同步卫星的重要发射场。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座落在中国山西省太原市以北的岢岚县境内。该中心60年代末开始勘察定点建设，目前已建成完善的测试、发射、测量、控制、通信、气象、数据处理以及其他勤务保障系统，有两个发射工位。
1988年9月7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启用，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太阳同步轨道试验气象卫星“风云一号”。现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已建成了以发射极地轨道卫星为主的航天发射场，也可以发射国外商业卫星。
航天测控网，是航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建设航天发射场的同时，从1966年开始，就着手组建陆上测控站和远洋测量船。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了满足发射各种卫星和飞船的陆上及海上测控通信系统，布建成为一个比较先进完善的航天测控网。
陆上测控站先后建成了十几个固定测控站和2个活动测控站，配备了一系列的测量、控制、通信和时统等设备，同时，还建成了航天测控指挥管理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为了弥补陆上测控站数量的不足，中国从70年代开始建造远洋测量船。1979年12月22日，“远望1号”、“远望2号”测量船交付使用，并于1980年开始首次远航南太平洋，完成了中国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弹头测量回收任务。以后，每次卫星发射时，它们均远洋出海，参加卫星定轨和测控任务。90年代又建成了“远望3号”、“远望4号”测量船，进一步加强了远洋机动测控能力。
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后，载人飞船对航天测控网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由于中国不具备覆盖全球的测控能力，因此采取了全球重点区域覆盖的测控方案。通过与友好国家的谈判协商，中国增加了几个驻境外的陆上测控站，同时，在实施飞船发射任务期间，所有4艘远望号测量船全部出动，预先定位于日本以南海域、新西兰东部海域、南非西部海域和印度洋海域，从而构成陆海测控网，完成载人飞船的跟踪测量与控制任务。
◆对外商业发射服务和空间技术交流合作
中国政府于1985年宣布，可以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承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业务，正式成立了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作为对外发射服务机构。同时，中国的三个卫星发射中心也全部对外开放。
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项目首先是从为外国搭载服务开始的。1987年8月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中国第9颗返回式卫星上，搭载了法国马特拉公司的2件微重力实验装置，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1988年8月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中国第11颗返回式卫星上，搭载了联邦德国3家用户的蛋白炉等5件共30公斤的实验装置，并首次邀请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典、美国等11人参观发射实况。
中国首次对外开展整星商业发射服务，是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亚洲卫星公司成功发射了“亚洲1号”通信卫星开始。以后，在西昌又先后成功地发射了“巴基斯坦实验星”、“澳赛特B1”、“澳赛特B3”、“亚太1号”、“亚太2号”、“艾普斯达1号”、“亚太1A”、“马步海”、“亚太2R”、“中星1号”和“鑫诺1号”等外星。
1992年10月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整星搭载发射了瑞典的“弗利亚”科学探测卫星。
而从1997年9月1日起，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一年连续进行了6次发射，采用“一箭双星”方式，把美国的12颗“铱星”（含模拟星）成功地送入了预定轨道，更是将中国的对外发射服务推向了一个高潮阶段。
至2005年4月，中国已经先后为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瑞典、美国、菲律宾、巴西等国家和用户成功地发射了28颗国外制造的卫星。
在90年代的对外发射服务中，虽然在中国西昌也曾经出现过5次失败事故，但是，中国火箭研制设计部门经过多年来对“长征”系列火箭不遗余力的一系列重大设计改进和创新，目前在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已经有了令人欣喜的显著提高，“长征”系列火箭已经日趋成熟和完美。
迄今为止，中国的“长征二号丙”及其改进型火箭、“长征二号丁”火箭和“长征二号F”火箭，这三大主力运载火箭始终保持着百分百的发射成功率，无一失败，也充分证明了中国运载火箭的雄厚技术实力。
特别是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以来，大量采用了具有世界一流先进水平的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设计技术，以“长征二号F”火箭连续6次发射成功的完美杰出表现为重大标志，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了。随着“长征二号F”火箭上所采用的许多先进设计技术和成功经验在“长征”系列火箭中的不断推广应用，包括一些关键部件和技术的共享通用，也使得中国运载火箭的整体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今天，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不断增大，中国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航天发射的良好信誉，更有竞争力的合理价格，便捷的经营操作方式和周到的服务，以及目前中国航天已经进入稳定成熟期的极高发射成功率，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很多国家和组织都纷至沓来，与中国签订合同。预计，中国今后将会为外国发射更多的卫星。
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可靠性将比发射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还更高一筹的、中国新一代低温推进剂运载火箭系列，一旦研制成功并投入商业发射，必将以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杰出性能和相对合理的价格，再次震动全球市场，并占据更大的国际商业发射份额。而中国航天，龙的传人，目前正在以惊人的“中国速度”加快了高性能新型火箭的研制步伐和进程。
中国除了积极拓展国际商业发射业务以外，还以同样积极的姿态不断参与和加强了国际空间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活动。1985年以来，中国先后与美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典、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乌克兰、智利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政府部门间空间科学技术及应用合作协定、议定书或备忘录，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除此以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空间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2年，中国与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联合倡导并发起了“亚太地区空间技术与应用多边合作研讨会”；2000年7月至8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联合国外空司和亚太经社会合作，在北京举办了“亚太地区空间技术与应用卫星技术短期培训班”，来自亚太地区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参加了培训。
迄今为止，中国参与规模最大的国际空间技术合作项目是欧盟的“伽利略” 卫星定位系统计划。2004年10月9日，中国与欧盟举行了“伽利略计划”技术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使双方的合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中国是正式加入“伽利略计划”的第一个非欧盟国家，而且将拥有这一系统20%的所有权和全部使用权。10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中欧“伽利略”合作项目完全是民用导航技术和民用导航产业的有关合作，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没有任何针对第三方的意思，有些报道，或者一些人把这样的一种合作说成有军事目的是非常可笑的，奉劝一些人放弃这种冷战思维。
由上述可见，到了本世纪初，中国的航天事业和对外交流合作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载人航天工程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上马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面对国外航天技术的迅速蓬勃发展，特别是苏联、美国在载人航天领域里的突飞猛进发展和巨大成就，引起了中国航天专家们的高度密切关注。
1986年初，中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我国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建议。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看信后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对此，中国国务院召集各领域的专家们，专门进行论证，最后形成了《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在中国的“863计划”中，确定了7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其中之一就是在载人航天领域要研制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以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
1987年，中国“863计划”正式实施，经过专家们反复论证，比较了苏联的宇宙飞船和美国的航天飞机作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在技术、经济上的利弊和国家经济上可能承受的能力，于1991年提出了载人飞船的方案。
1992年1月，中央专委正式确定中国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途径是“载人飞船工程”，并立即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全面深入详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1992年9月21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王永志代表论证组所作的汇报后，正式批准“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上马，并命名代号为“921工程”。随即，任命王永志为921工程总设计师。
当时，江泽民主席明确指出：“这是个大事，要下决心搞这个东西，搞这个在政治、经济、科技……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建议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王永志，1932年11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导弹设计专业，1992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5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王永志从1961年回国以来一直从事导弹航天技术工作。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曾在中国一系列战略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等重大型号的研制试验工程任务中担任总设计师、总指挥。曾任中国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1992年11月至今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
王永志在老一辈专家的悉心培养下，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中国的导弹航天技术专家，进而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航天技术专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他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战略导弹的研制和技术更新换代建立了卓越的功勋。80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间仅为18个月，首次发射取得成功，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一举由2.5吨提高到9.2吨，实现了中国火箭技术的巨大突破。
1987年起，王永志作为“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1月，他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主持拟制了工程七大系统的技术途径和主要技术方案。1992年8、9月，王永志代表论证组先后向中央汇报了工程主要技术方案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均被肯定。
921工程立项上马后，王永志即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主持了工程方案设计、初样研制、试（正）样研制和无人飞行试验，以及首次载人航天发射飞行的技术工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是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既能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又较好地把握了大局，将一大批热爱祖国、技术过硬的科技人才团结在一起，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了一支优秀的航天科技群体，而他本人就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
1992年以来，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为2003年10月15～16日首次载人航天发射飞行圆满成功、实现载人航天的历史性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也是继钱学森之后，中国航天领域又一位极其重要的科技领军人物，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和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0多年来，王永志始终奋斗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两项，1999年获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0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基本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而组织实施。
“第一步任务”是实施载人飞船工程，即921工程，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一期工程，其重点和基本任务是：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进行空间对地观测、空间科学及技术试验，提供初期的天地往返运输器，为载人空间站工程大系统积累经验。
“第二步任务”是实施空间实验室工程，
并为和“第三步走（空间站）”任务
2.；
3.；
4.。
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圆满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走”任务，并为“第二步走（空间实验室）”任务和“第三步走（空间站）”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具备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世界航天大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突破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综合国力和高科技实力的重大进步和高度体现。
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圆满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走”任务，并为“第二步走（空间实验室）”任务和“第三步走（空间站）”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具备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世界航天大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突破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综合国力和高科技实力的重大进步和高度体现。
921工程的基本任务是：
1.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
921工程分初样、试样、无人飞行试验、载人飞行试验四个阶段进行。研制建设按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场七大系统实施。
航天员系统主要负责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及装船产品的研制。
飞船应用系统主要负责飞船有效载荷设备的研制，并负责空间科学及技术试验。
载人飞船系统主要负责飞船的研制，保证航天员能安全顺利地在太空飞行，并安全可靠地返回地面。
运载火箭系统主要负责大推力、高可靠性运载火箭的研制，确保能将飞船安全可靠地送入太空，并在紧急情况下，确保航天员能快速、安全地逃离危险区。
发射场系统主要负责921工程各大系统在发射场发射试验任务的组织实施，并为它们提供在总体设计和布局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试验场所，最终确保船箭组合体准时、成功发射。
测控通信系统主要负责测控通信设备的研制，进行火箭和飞船在待发段、上升段、运行段、返回段的测量、控制与通信。
着陆场系统主要负责着陆场的建设，实施飞船着陆后的搜索回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的中国特色和完全中国制造
中国今后的20吨大型空间站也将采用新型火箭来发射。
例如，后来直接导致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由原本很简洁的“一次扣罩方案”变更为相对繁琐复杂一些的“两次扣罩方案”，以求最大程度地保证飞船电测的安全性和航天员、相关参试人员及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这就是“风云二号”卫星爆炸事故教训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直接、重大和深远的延伸性影响之所在，而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延伸下去，并在后续的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工程中引起新的变化、讨论和辩论。〔参阅文章后面的补充说明〕
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和有力推动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建设工作从此全面展开。在原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的直接领导下，以王永志为首的中国第二代、第三代航天人科学求实，发奋图强，锐意进取，顽强突破，坚持走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载人航天工程之路，而钱学森也十分明确支持和积极肯定这种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承担工程任务的各部门和系统密切配合，大力协同，奋力拼搏，工程研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工程研制试验体系已初具规模，一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已经涌现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连续13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突破性努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辉煌灿烂的丰硕成果。从1999年11月至2005年10月，从“神舟一号”直至“神舟六号”，全部六次重大飞行试验任务均取得了圆满成功！其中，在“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任务中，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这三条“中国之龙”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相继出征太空，实现了“中国龙首圆飞天梦想”和“中国龙再圆飞天梦想”的伟大壮举！并获得了世界性的广泛称誉！
——这令全球炎黄子孙无不强烈地感到振奋人心和激动欣喜万分！
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突破和掌握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圆满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走”任务，并为“第二步走（空间实验室）”任务和“第三步走（空间站）”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具备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能力的世界航天大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突破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综合国力和高科技实力的重大进步和高度体现。
在90年代中后期，又新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从1999年开始，先后成功发射了神舟一号至神舟六号共6艘飞船，其中，神舟五号是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神舟六号是第二次载人飞行，将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这三名中国航天员相继送入太空并安全返回地面，终于圆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
四、龙的未来梦想和永恒追求
海南航天发射场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由于建设海南航天发射场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非常明显或突出，中国有关部门对此非常审慎。海南航天发射场所涉及的气象问题、测控问题、箭体残骸与航区安全问题、战略安全问题、高额建设经费问题，以及大直径尺寸产品运输问题或就地建设产品总装厂问题，还有对于国内现有三个发射场的任务分工和前途命运走向的重大影响问题，是七个主要的关键重大问题。
其中，通过火箭偏航机动飞行和关机时间合理控制等措施，在技术上有办法可以基本上解决箭体残骸与航区安全问题，但是，针对不同射向的发射任务而言，可用的发射方位角扇形区域范围，实际上可能会有某些具体限制，并且可能会远小于原来普遍乐观毛估的允许射向范围；关于测控问题，目前可能正在酝酿和研究探讨天基测控方案的技术可行性，以试图避免海基远洋测量船队的数量不足和限制问题；至于其他不少问题，关联因素也都非常复杂，要做出正确、合理、可行的决策定论，目前为时尚早。
至于中高纬度发射场与低纬度发射场之间所涉及的火箭运载效率相对高低的比较问题，对于选择范围余地很大的新型运载火箭的这个系列产品而言，实际上并不是主要技术经济因素，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只是涉及到多加注或少加注一些推进剂等差异问题，在发射任务总经济费用中所占比例和影响是相对微不足道的。
在使用相同运载火箭的情况下，对于为数不多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等低倾角轨道的有效载荷，在海南发射场实施发射相对明显有利一些；但是，对于发射中高倾角轨道的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以及很多的科学探测卫星等有效载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其他发射场实施发射相对更加有利一些；而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的许多重要大型基础设施设备在论证、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就已经充分兼顾和预留了满足未来20吨空间站测试发射需要的余地，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无疑将导致重复性投资的浪费。这些问题中的利弊因素，对于熟悉火箭飞行轨道设计理论、同时又熟悉发射场论证设计的真正内行的专家们而言，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于外行们而言往往是不容易真正搞清楚的。
此外，海南岛经常是台风的直接登陆地，台风所带来的强风、强降雨和雷电天气，无论对于发射场设施设备的论证设计，还是对于实施发射任务而言，都是最糟糕透顶的情况；而沿海大气中的盐雾成分对于发射场设施设备外表及内部电气线路所产生的腐蚀作用影响，所导致的防盐雾设计问题，也令专家们头痛不已。
总之，海南航天发射场所涉及的复杂情况、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变数，为数不少，而且都是不可回避的。是急急忙忙地上这个项目呢，还是在反复权衡论证后再做出慎重的抉择？这可能是中国未来航天发射场发展规划中比较令人关注和感兴趣的事情之一。
同稿系阅读：龙的太空（B版） · 龙的太空（异文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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