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四、在学术上研究探讨文革和现在的一点认识以及“冯振彪悖论辩证法”

按照写自传的所谓的“自传八股文”式要求，需要“如实写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经历情况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其实，对于写自传，一刀切地规定这么一条要求，是比较可笑的，一点儿都不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和具体分析处理。对于那些在未成年未懂事阶段“经历过”的政治历史事件，在自传中有什么好写的？即使要求写所谓的“政治自白书”，那也得要看看年龄因素啊！如果对于五、六十岁的人要求上这么一条，可能还有一些合理的成份。对于四十岁以下的人，要求他们“谈文革经历和认识”岂不是勉为其难吗？而且，过去在拨乱反正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做出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依然是有效的。

不过，既然规定要求谈谈认识，那就不妨作为政治学术问题来研究探讨一下。

有一点认识是毫无疑问的：文革对中国社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但是，这不是亲身经历所获得的体会认识，而是通过政治教育学习和认真思考所获得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

1、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动机原因是什么？

2、为什么毛泽东主席直到晚年都不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根本性质”上是错误的，而只认为在某些局部方面存在偏差问题？其根本原因又何在？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甚至可以认为，是认识文革的关键突破口。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要研究清楚现象和结果相对还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上了点年纪的人，有很多人还健在，他们可以把耳闻目睹的现象和结果等有关情况告诉后人，此外，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是，要研究清楚真正动因和内因则要相对困难和复杂的多，因为，即便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上了点年纪的人，也未必都能够真正搞得清楚这些问题，后人研究起来当然就要更加困难一些，后人能够接触到的都是二手以下的资料，不可逆转的历史因果规律，彻底决定了后人永远不可能获得先前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即使有前人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资料，对于后人而言在本质上统统都是“二手以下的资料”，因为后人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时光倒流隧道”，重新再在回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所谓的“时光倒流隧道”是不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们胡乱引用乃至胡乱演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讲课比喻而胡乱杜撰和胡乱想象出来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这些人们完全忘了甚至根本不知道爱因斯坦还讲述了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铁一般的结论：历史因果律不可逆！换一句话说，就是“儿子永远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亲爸爸，或自己亲爸爸的亲爸爸！”

时光倒溯是可以的，“倒流”则绝无可能。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自己也从来都不敢说“时光可以倒流”，而只是准确地说过“尺缩”、“钟慢”效应。

那么，后人是否就无从研究这些问题了？也不是。

“二手以下的资料”同样可以用来进行研究。

但是，研究并得到结果，与研究并得到相对客观正确的结果，不是一回事。

我认为，如何利用二手以下的资料去进行分析研究，这不过是第二位的事情。

使用同样的研究资料，但是选择不同的史学观评判标准，那么一般情况下得到的往往是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第一位的事情，应该是选择何种适当的史学观评判标准。这是个大前提。

如果大前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或错误问题，那么研究及研究结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不可能得到相对客观正确的研究结论，副作用是容易出现误导情况。这是不期望的。

但是，史学观评判标准，如果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都冠上一顶“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大帽子，实际研究时却仍然用“个人好恶史学观”、“预设结论史学观”、“断章取义史学观”、“胡乱联系史学观”、“生编硬造史学观”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那么还能指望得到什么样的研究结论呢？

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本质核心仍然只有4个字：实事求是。其中，实事求是的历史观认识态度是前提，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是关键，而关键中之最重要者是实事求是的洞察力！——洞察力是分析、综合、经验和直觉四者高度有机结合。没有洞察力，一切都仍然在云里雾里。研究结论的客观正确与否，最终在洞察力上见分晓。到实证恐怕就显得晚了一些，不过书呆子们一般都比较喜欢实证（不管还有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洞察力水平没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不过自然科学家们是可以例外和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探索的往往是完全未知的陌生世界，与社会科学有较大差别。

只要不离开实事求是这4个字，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也可以争议（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洞察力水平不同）。否则，很可能就是谁也不接受谁的观点，甚至相互指责、相互否定，弄不出一个客观正确的东西出来。

我个人觉得，要研究毛泽东主席内心深处的这两个问题，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用什么样的人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个核心问题中的“人”应该做广义的理解，即包括党内外各阶层的人；同时，这个核心问题背后还连带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问题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所以，可以初步考虑先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展开研究（之后再进一步研究基本矛盾）：

1、毛泽东青年时期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些设想对于毛泽东后来领导建设新中国社会有什么重大影响？

2、在长征之前和之后，江西和延安的政权和社会建设管理的经验教训，对于毛泽东后来领导建设新中国社会有什么重大影响？长征的经历对于毛泽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哪些做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3、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以及建国后的较长时期中，对于社会形态模式的过渡性、阶段性建设方案和长远建设方案是如何考虑的？前后想法有什么不同和变化？这些不同和变化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或什么原因导致的？在摸索前进过程中，有那些关键因素引起了毛泽东想法的重大转变？这些重大转变与后来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之间有没有重大的内在联系或影响？

4、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步伐，就重点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力度，并且接收、改编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的起义投诚人员，对于这些人员的工作安排和思想教育改造，毛泽东是如何通盘考虑的？或者前后是如何考虑的、有何变化？这些考虑中，有没有包含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萌芽因素？

5、在建国初期，对于共产党内部各个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同志，毛泽东同志认为他们的思想觉悟、素质能力等各个重要方面与建设新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之间还存在哪些矛盾和差距？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采取措施后，实际效果如何，毛泽东是如何评估的？对于遗留问题，有没有酝酿形成下一阶段的新措施？其中，有没有包含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萌芽因素？

6、改造过渡阶段结束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心目中基本定型的社会主义形态模式建设的方方面面是如何设想考虑的？党内各阶层、党外各阶层中的人们的现实状况与毛泽东的设想之间存在哪些主要的或重大的差别、差距、矛盾、冲突？毛泽东希望把人们进一步塑造、改造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毛泽东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达到预期设想？要解决这些这问题与后来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内在联系？除了发动全面的文化大革命之外，毛泽东还有没有曾经考虑过其他什么办法？这些其他办法与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之间，毛泽东是如何权衡取舍的？对于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毛泽东如何估计和权衡的？

7、1958年至1966年期间，党内政治斗争的哪些具体情况对于毛泽东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包括发动时机的选择）？爆发前夕，如果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诱因，那么主因是否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当权派混进并掌握了党内的各个要害部门”（问题6中含此因素）？如果这后者也不是主因，那么主因究竟是什么？

8、在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于国内、国际形势在总体上是如何分析评估的？这种分析评估对于毛泽东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包括发动时机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9、毛泽东有没有“私心杂念”？如果有的话，有哪些“私心杂念”对于发动全面文化大革命有影响？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有哪些“私心杂念”影响了毛泽东客观正确地评估文革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有哪些“私心杂念”影响了毛泽东及时纠正文革中的偏差问题？

10、毛泽东的个人性格特点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重大影响？

由于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绝不会是草率发动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既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发动的，毛泽东肯定是考虑了很多方面的重要因素，而决不会只有一、两个简单因素。再进一步推断：既然是考虑了很多方面的重要因素，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多因多果的复杂事物，所以要相对客观正确地分析研究清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因和内因，应该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并借助于矛盾分析、内外因分析等多种手段方法，全面、系统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从中弄清楚什么是主动因、哪些是从动因，什么是主内因、哪些是从内因，什么是外因，以及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转化关系，从而把握一个全貌的整体。

显然，这是一个“巨系统”工程，研究工作量之巨大之艰难都是超乎寻常的难以想象，绝非任何一己之力所能够独立完成的。通常而言，每一个研究者个体所能够做的大概也可能就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而已。当然，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程序在每一个角度都“管中窥豹”一下，把全豹都“窥”一遍，那么再按照正确的方法、程序把所有的“可见一斑”重新拼组、复原起来，大概也是可以“见全豹”的吧。

不过这种方法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对于一个太复杂的事物，在初步研究的时候，相对比较好的办法是先抓住一些主要因素，忽略一些次要因素，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先弄个大致的轮廓出来，然后再慢慢地细究和完善。

因此，我的研究办法是什么“管子”都不用，直接用心悟，直接睁大“眼睛”看，这样“视野”比较大一些，虽然每一块“豹斑”未必都看得很清楚（肯定不如用“管子”看得清楚），但是，至少“豹”的全貌一眼就看清楚了。当然前提是“视力”要稍微好一点，站的距离和方位也要相对比较合适一些。如果“视力”稍微差一点（只要不是“高度近视”或者“高度老化”），问题也不是很大，再适当调整一下位置，问题一样可以解决。

其实，这就是毛主席曾经指出和批评过的那种方法：在那里登高一站，粗枝大叶地望一眼。不过，任何方法，“对与错”，关键是看在什么情况条件下怎么用。

现在，我就要用毛主席批评过的方法来“侦察”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是莫得办法噢，因为我是小小字辈，所以他老人家是不会介意的，最多是开一句玩笑：“啊，你这小鬼，又来偷看什么，你能看清楚我下巴上的那一颗痣么？”我会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毛爷爷，我这不是偷看，是侦察，我看不清那颗痣，但是我能够看清楚你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大高个！目标已经发现，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走喽——！”说完，一溜烟就跑了。老毛笑了笑：“嗬，说的倒也没有错哇，还挺机灵的啊！长大了一定能够当个好侦察兵！”

下面我把“粗枝大叶地看一眼”的“侦察结果”粗略地汇报一下：

1、真正的主内因存在于前面的第1个问题和第10个问题中，即毛泽东同志的理想和个性，这是一切源动力之所在。

2、建设一个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就已经确立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也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所以，他认为全国解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也就是说他干成功的第一件大事，实际上是干第二件大事的铺路砖，第二件大事更重要、更艰巨。这个时候他的头脑仍然很清醒，知道干第二件大事的难度之大和周期之长。在毛泽东同志的脑海中，这个理想社会的宏伟蓝图目标，在宏观整体骨干框架上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但细节是局部清晰、多数模糊的，所以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和完善。此外，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一个人青年时期的最大、最根本性的志向通常对于其一生具有深远的重大影响。

3、毛泽东同志既是一个很实事求是、很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但是，请不要忘记，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具有双重个性。此外，再加上第三个性格特点：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形成三重性格。证据：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诗词、讲话中到处都是。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着其思维行为方式。

4、但是，这种三重性格属于不稳定性格类型，其中前两个性格具有固有的二元矛盾冲突属性，第三个性格则是“力量倍增器”（加在其中一元上，这一元就占主导）。这种三重性格属性者能否与外部现实环境保持协调关系，主要取决于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影响条件的相互关系。

其中，内部约束条件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智慧和理性，它负责协调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判断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偏差程度大小，决定是否采取纠偏差的行动，调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容忍度范围，确定将力量倍增器放在何处，确定对立二元的力量对比关系。外部影响条件是现实与毛泽东同志理想之间的偏差程度大小及其变化情况。

纠偏差行动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种方式。对内纠偏差是在自己的思想上调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容忍度范围，调整力量倍增器的位置，从而在意志上对抗或者适应现实，并立即反映到对外行动上，故对内纠偏差有对抗或者适应两种方式；对外纠偏差是直接在行动上对抗和干预现实，改变现实及其变化情况，使现实与理性之间的偏差大小在容忍度范围之内，对外纠偏差只有对抗方式一种。因此，很显然，纠偏差行动中，对抗现实是主流的表现形式，而适应现实是从属的表现形式。

这种三重性格属性者，只有在采取扩大偏差容忍度范围，或者纠偏差行动的幅度和方向朝向适应现实而进行时，才能与外部现环境实保持协调一致，或者避免与外部现实环境的强烈冲突。但是，在这种三重性格属性中，第二属性和第三属性是自然的最佳配对，两者联合起来，就决定了第一属性的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和权宜的，而对抗与斗争才是真正的主流，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斗争主导型性格（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第三个性格特征，则会立即成为典型的被动适应型性格，即消极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积极理想主义者）。

要让毛泽东同志向现实低头、向现实妥协，一切从现实出发，这可能吗？在军事上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因为长征的苦头实在是吃够了。但是，即便在军事上，“绝不盲动乱来”的妥协也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条件成熟，妥协即告中止，就要抓住时机实施正确机动灵活的主动出击。除开军事方面之外，在其他方面统统都要理想向现实低头，这是不可能的，否则他就不是“与天斗、与地头、与人斗，三个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同志了。

但是，一旦决定采取大幅度的纠偏差行动，就会加剧并引发严重的自我性格内部冲突问题，并且必然立刻会表现和扩展到外部，与现实的强烈冲突将不可避免。

5、是谁让毛泽东同志决定采取大幅度的纠偏差行动？是毛泽东同志自己，是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同志，是党内外各阶层人士，是历史的现实状况，是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是毛泽东同志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理想的实现、哪怕初步实现甚至实现一部分都行，等等，所有这些内外因素都集中在一起，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和他周围的无情的非理想化的现实共同让毛泽东同志决定采取大幅度的纠偏差行动。因为，无情的现实（包括“走资派”这个最大的从因、第二位的主因）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理想的实现，甚至他感受到无情的现实很可能会击碎理想！这无情的现实，无疑已经成为他实现理想的最大阻碍、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判断结论恐怕也只有一句话：“只有改变现实，才能实现理想！”——于是，主动因就立即浮现了上来！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维行为方式，也是其个性的最集中鲜明体现。

6、为了能够干成第2件大事，已经在干第1件大事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代价，包括他个人的、其他人的、党和军队的以及整个社会的，这岂能半途而废？！——主内因与所有其他因素比较后促使主动因加强！如果向现实妥协，就意味着想干成第2件大事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而现实甚至还有可能改变干第2件大事的目标和方向，这岂能容忍！——偏差容忍度范围立即大幅度缩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住现实的这种变化趋势，并进而扭转和改变现实！——主动因再次加强并达到和越过下决心的心理门槛！于是，决定采取纠偏差行动，“力量倍增器”滑向第二性格属性，性格中二元力量对比已经不可逆转，对内的自我纠偏差行动结束，即将对外部现实环境采取纠偏差行动！此时，智慧和理性已经完全倒向“理想和超现实”一面，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仅剩的一点冷静主要只为“如何进行斗争、如何力挽狂澜”而服务。

实事求是地讲，主内因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是没有错误的，主动因在本质上是积极的且没有政治立场的根本性大错（这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死不认错”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不透彻地搞清楚这一点，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死不认错”）；然而，这一思维的显著“超现实”特征，已经决定了这一思维在现实条件下的不客观性和不正确性。

所以《决议》中后来将文革性质的第一部分定性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是基本上还算实事求是、客观正确的，但是用词上并不是很准确，在未加状语限制的情况下，等于把“主内因的本质正确性和主动因的本质积极性”也同时一起彻底否定掉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同志有欠公正之处。如果用词上改成“由毛泽东同志脱离现实情况而错误发动的”，则要恰当和公正得多。“彻底否定文革”不能把毛泽东同志理想的本质正确性也一起彻底否定掉。

7、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深思熟虑。

8、确定主目标和副目标群，等待时机

9．“导火索”——爆发！……

10、在50年代读老子《道德经》时即已萌动野心的林彪（他曾经在书里批注了一句话“不要轻易骑到虎背上去”，隐含着“要在适当的时机才能骑到虎背上去”），施展两面派手法，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不动声色地利用文革运动清除军内异己力量，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阴谋；紧接着，“四人帮”也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利用文革运动明目张胆地清除政治异己力量乃至个人恩怨对象。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政治犯罪集团，使文革变得更加面目皆非、是非颠倒和混乱不堪，并使得毛泽东同志在不知情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背了很多“黑锅”。毛泽东同志的初衷本意只是希望将阻碍理想实现的那些政治力量赶下政治中心舞台，绝无“赶尽杀绝”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本人最深恶痛绝党内斗争“无情打击，赶尽杀绝”，而是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其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宽容态度和对博古、王明等同志的宽容态度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两个反党政治犯罪集团却背着毛泽东同志，做尽“赶尽杀绝”的罪恶行径，使文革完全变味、变质。

等到毛泽东同志有所察觉时，后果已经形成并且显现，但是毛泽东同志过高评估了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还有能力”控制和利用这两个集团，觉得自己“还有能力”控制局面、进而幻想实现以“大乱求大治”的目标；但是，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活动能力和危害程度都极大地超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原先乐观估计”，林彪事件更是对毛泽东同志构成严重的直接身心打击，等到毛泽东同志清醒察觉到严重后果、清醒察觉到运动方向已经严重偏离和背离其初衷本意目的时，灾难已经极其严重和无法挽回，运动本身已经濒临失控状态，甚至可以直接说已经处于完全失控状态。

所以《决议》中后来将文革性质的第二部分定性为“被两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这是原文大意，具体原文文字难以完全一一复忆出来，手头没有文件。下同）”、将文革性质的第三部分定性为“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灾难性浩劫”，也都完全是实事求是、客观正确的。

11、这时，毛泽东同志自己已经感到心力交瘁，无力回天，才让原则性强和工作能力强的邓小平同志复出，收拾、治理、整顿“烂摊子”，而且很有成效、起色。毛泽东对这一点是看在眼里，内心也是认同的，但是他无法容忍邓小平同志全面纠正文革中的各种错误，请主意：这时毛泽东同志并不是从一般的“私心杂念”角度看待“邓全面纠错问题”，也并不是从一般的“挑战自己最高权威”角度看待“邓全面纠错问题”，而是在一个最根本性的主内因上来看待“邓全面纠错问题”！即：毛泽东同志认为“邓全面纠错”实际上就等于是“全面否定文革”，因此，实际上就等于是“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一切努力”，再进一步，实际上就等于是“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的理想目标信念”！而这后面的“两个等于”，恰恰触动到了毛泽东同志最根本性的主内因！触动到了毛泽东同志大脑神经的最敏感和最顽强之处！——“那是绝对碰不得的”！但是，邓小平同志观察问题的角度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从文革本身的具体问题出发的，意志同样顽强的邓小平同志就是去“碰”这些具体问题了，毛、邓对文革的认识无共同交集，最强烈的冲突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具体地说：

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理想目标信念的伟大性和正确性从终极意义上讲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顽强乃至顽固地认为“文革在根本性质上正确的”，至死都不承认有“根本性质错误”，因为“文革是为他毕生为之追求奋斗的伟大正确理想目标信念而发动的和服务的”，所谓“大礼不辞小让”，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文革中出现的所有非预期问题、非预期后果，无论其多么严重，但是与理想目标信念的伟大正确性相比较之下，那都是局部性的、枝节性的偏差问题，因而绝对不是根本性的错误——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毛泽东同志在理想目标信念这件事情上（主内因上）是极端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的！而毛泽东同志又恰恰判断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根本上动摇和否定他“建设理想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信念！——这简直比“刘少奇同志的问题”还要“严重一百倍”！

所以，毛泽东同志的第二性格属性、第三性格属性以及所有“智慧、理性（实际上已经不是了）”必然联合起来做出最空前强烈的反应、反弹和反击！——即“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

所以，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不顾一切后果地奋起他最后余威和余力，要将邓小平同志“彻底打倒”！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毛泽东同志自己理想目标信念是正确的！

尽管毛泽东同志仍然清楚地知道“彻底打倒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但是在最根本性的伟大正确理想目标信念面前，一切都得让路！因而，连自己“理性的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得不屈从于最高理想目标信念。在这里“屈从”与“丧失”虽然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效果和结果是基本上相同的。

在对比研究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观察问题的角度差异后，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的所谓“死不改悔”，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是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的，在现实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是正确的，所以当然就“死不改悔”了；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死不认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是从理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在理想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也是正确的，所以当然就“死不认错”了。我把这个毛、邓冲突现象称为“毛泽东——邓小平悖论”。

请注意：如果你还同时深刻认识毛泽东现实主义者的第一性格属性，就请你千万不要把毛泽东同志的“理想目标信念” 空泛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必须理解为“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中国社会信念”！

因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经历、思想理论和个性特点，他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所以，毛泽东同志头脑中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明确具体的和生动形象的，是有明确具体目标的，那就是“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中国社会信念”！

必须深刻地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来都不是空泛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具有鲜明的毛泽东同志个性特点！这是一般学者研究毛泽东同志时常常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把他的前两个性格属性完全割裂、对立起来，实际上这种“割裂、对立”也是不符合正确的“对立统一”矛盾论分析方法的。

12、那么综观文革历史，毛泽东同志在文革所犯的“最主要的错误”，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最大的失误”，又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恰恰在下面同一个问题上构成了“实践中的毛泽东思想”与“实践中的毛泽东理想”之间的一个最大悖论：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当然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当然也是正确的，并且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毛泽东同志所设想和付诸于实践行动的“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中国社会模式”，却是脱离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的（这从“大跃进”及其后面的一系列具体做法上都充分地暴露和反映出了这个问题。恰恰是在“庐山会议”被毛泽东批判打倒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但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坦直的个性特点及其不太适合毛泽东同志个性特点的进言方式，甚至彭德怀同志还使用了比较偏激粗鲁的言辞，激怒了毛泽东同志，也触怒了其他一些同志，会议方向由本来的“纠左”180度急转弯变成“反右”，从此，阴错阳差，历史的车轮彻底驶上了无法逆转的“极左”的错误轨道和错误方向，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酝酿出无法挽回的历史性悲剧。所以“庐山会议”应该是文革前的政治历史的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是文革的“前哨预备站”）。

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他自己两个都坚持的“实践中的毛泽东思想（不脱离实际）”和“实践中的毛泽东理想（脱离了实际）”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一个大“悖论”。我把这个“悖论”称之为“毛泽东悖论”。客观地说，“毛泽东理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毛泽东理想”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性错误，只不过“毛泽东理想”在付诸于实践时由于脱离和超越实际而出现了错误和失误，因而被一些人“剔除”出了“毛泽东思想”。

但是这个“毛泽东悖论”是可以谅解的。

这个悖论之所以可以谅解，主要是由于以下理由：

① “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中国社会模式”，虽然是比较乌托邦式的和急于求成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它也比马克思所模糊提出“社会主义模式”和“共产主义模式”都要相对更加清晰、明确、具体和实在，但是它仍然还没有脱离马克思科学原则模式的基本形式范畴，因此它在理论上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也确实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大问题，但是这一毛泽东模式的实践基础却存在重大问题。

②马克思科学原则模式下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成熟发育、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阶段之上和之后的。问题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又恰好没有经历过一个“成熟发育、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阶段，而是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成功、一步跨越过来的”，因此，毫无疑问，当时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水平”是极端不相匹配的，其中，生产力水平“极大地落后”于生产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生产关系 “极大地超前”于生产力水平。因此，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六阶段”发展学说（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六个阶段。如果把共产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可以称为社会形态“五阶段”发展学说，但是“六阶段”划分相对更科学一些），这种状况完全不在“六阶段”之列！实事求是地说，也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严重不匹配的‘畸形’社会形态阶段”！所以，毛泽东模式在实践应用中脱离了必须具备的生产力水平基础，毫无疑问地会出大问题！

③毛泽东模式如果期望能够获得实践成功，就必须进一步补上和补牢固“生产力水平基础”这根支柱！如果只有“生产关系”一根支柱，那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要“补生产力支柱”，才会有“大跃进”事件问题的出现。而“大跃进”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反客观规律，急躁冒进，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所能够达到的程度。

④在学术理论界比较糟糕的做法，是拼命为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严重不匹配的‘畸形’社会形态阶段”人为牵强附会地“寻找”或杜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理论根据”，试图为其“正名” 。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理论上的所谓“正名”是完全可以做得到，那只不过是笔杆子下面的功夫和舆论宣传上的功夫，但是，这种“正名”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之间严重不匹配”的实际现状的！必须指出：新中国社会的伟大性和光明性，与新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矛盾，两者是完全不能划等号的，也不能用前者来掩盖后者的矛盾，而后者的矛盾也是绝不会由于前者的伟大性和光明性而“自动消失”的。学术理论界的主流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有些“臭老九”们确实很不像话，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却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不利于毛泽东同志头脑清醒地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只能助长毛泽东同志“更加头脑发热”。毛泽东同志本来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大家又都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正确的、英明的”，那当然就更加“没有问题”了，即使有些问题“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这与毛泽东同志后来对“臭老九”们“爱恨交加”也不无关系，甚至到后来也辨不清究竟哪些该“爱”、哪些该“恨”了，因为理论界实在太混乱了。

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发展要求状况”是基本的社会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在当时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都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情况下，要把“极大超前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重新调整并降级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这意味着“革命成果前功尽弃”，显然是绝对没有丝毫可能性的（譬如，60年代前期，在刘少奇同志主政期间，由于毛泽东同志认为刘少奇同志就是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因素，譬如刘少奇同志越过毛泽东同志而自行其“资”，所以刘少奇同志就首先被彻底打倒了）；这样的话，就只能寄希望于“把极大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提升上来”，显然，这就更加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因为极大落后的生产力基础条件和状况就摆在那儿，这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轻松随意改变的！（譬如，50年代末“大跃进”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两个都绝对不可能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本事再大，也只能以失败悲剧而告终。

即使在“大跃进”以后的短暂一、二十年内也是绝对没有办法来改变这种“两个都绝对不可能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同志无论用什么方式去实践他的“理想中国社会模式”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即使假设当年的“庐山会议”继续沿着原来的正确的“纠左”方向上继续前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模式实践失败的总命运，最多只能暂时延缓矛盾的爆发时间，减轻矛盾的冲突程度，有限地缩短一点矛盾冲突的周期，减少一点对社会的伤害程度，仅此而已。

换一句话说：“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会有文化小革命”，原因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调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固有社会矛盾无法调和！而后者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如果不适当地调整“极大超前的生产关系形式”，即便不是由毛泽东来领导，而由其他人来领导，都不可避免地同样要出“大问题”，只不过在程度强弱轻重方面有些差异而已，所以，“毛泽东悖论”有可以谅解之处。

作为一个政治学术探讨，文革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我宣布：对毛主席的“侦察”活动结束！当然，我的“侦察”结果，仅作一家之言，也仅供参考，不足为凭，因为我并不能保证“侦察”结果的完全客观正确性，而且我也不是职业的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

但是，我相信，这个“侦察”结果应该是相对比较客观正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有着与毛泽东同志非常相似的三重鲜明个性，非常熟悉这种性格类型的思维行为方式的显著特点。所以，我可以并不太困难地用我的目光直视毛泽东同志的内心深处，并把目光聚焦到关键点上。

当然，除了与毛泽东同志非常相似的那三重个性之外，我还额外多了两重：一是在骨子里很不谦虚的性格，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很不谦虚，当然这剩下的“百分之一的比较谦虚”其实也可以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等于“百分之九十九”，因为冯振彪式的“比较谦虚”可以在人类平等和中国式礼节上“奉天下人为上宾（可以不包括自己厌恶的人在内）”，而冯振彪式的“很不谦虚”也可以在思想上和真理上“视天下人为无物（可以包括自己在内）”（这种逻辑在我“冯振彪悖论辩证法”中那简直是“小菜一碟”，但只懂形式逻辑的人恐怕是完全理解不了的，因为形式逻辑的层次太低了，形式逻辑是拒绝悖论的，而悖论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悖论其实不是“问题”而是一种“容悖”的本质自然属性。在哲学和任何科学的“巅峰”问题或最根本问题上，形式逻辑是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辩证法逻辑的最高境界即“悖论逻辑”才真正管用。）；二是“亦执亦怠”、随遇而安的性格。其实，这两方面的性格，毛泽东同志也都有，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